【党员讲述】 

　　从不同时代共产党人与党费的故事背后，看到火热情怀——

　　献上一份“特殊党费”，捧出一颗拳拳初心

　　编者按

　　11月8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值此之际，我们回望党的百年辉煌历程，看到的是无数共产党人的拳拳赤子心、殷殷爱党情。

　　60多年前，作家王愿坚的小说《党费》生动讲述了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不畏牺牲的事迹，在人们心中激荡起汹涌澎湃的精神力量。纵然时代变迁，但党费所诠释的深刻内涵始终如初：它代表着一份赤胆忠心与责任担当，一份坚定不移的政治品格与政治定力，在勠力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昭示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不移、信仰弥坚。今天，我们约请四位不同年代、不同领域的党员代表，讲述他们记忆深处关于“特殊党费”的故事。

　　雪山上高高举起的党证与党费

　　讲述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赵小波

　　1936年的初春，川西高原的党岭山上寒气逼人。这里终年积雪、寒风凛冽，气温能低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长征中西进康北的红四方面军，正在翻越这座垭口海拔达4800多米的雪山，身着单衣、脚踏草鞋的红军战士们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山高路陡、冰雪风暴、缺氧等带来的死亡威胁。在顶着寒风、踏着积雪走了一段山路后，红四方面军兵站部部长吴先恩率领部队登上了党岭山。在一处山崖下，他发现了许多已经被冻僵的战友。

　　山西山阴，工作人员教老党员在手机上缴纳党费。黄津晶摄/光明图片

　　吴先恩和战士们赶紧走上前去察看，希望能把一些战友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就在这时，他们看到一只冻僵的手臂，拳头紧握，高高举起。仔细察看后，他发现这只拳头中紧握的是一个党证，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一九三三年三月入党。”与党证紧紧贴在一起的是一枚银圆。吴先恩立刻明白，这枚银圆是刘志海同志缴纳的最后一次党费。这位党员在生命垂危之际将最后的财产交付给了党组织，渴盼着为革命胜利作出最后的贡献。

　　这份高原雪山上留存下来的特殊党费，感动了很多人，也深深打动着我。近年来，我从事长征文化研究，查阅了很多史料，寻访过不少革命战争旧址，也收集到了不少包括特殊党费在内的长征故事。当我寻访夹金山时，登山准备十分充分，但仍感到走起山路来异常艰辛，可以想象在当年的条件下，红军翻越雪山的每一步是何等艰难！

　　带着这样的感受再次细看刘志海烈士的故事，我又一次被震撼了。他在高原雪地上高高举起的手臂，那一张曾被狂风撕扯过的党证，以及那枚珍贵无比的银圆，都在我的脑海中定格、镌刻，无法忘怀。

　　我还查阅过党的一些相关文献，比如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就对党费收缴作出明确规定：“入党费和党费的多少由中央委员会规定，失业和极贫苦的党员可完全不缴党费。”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大多数党员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但是无论生活条件再艰苦，哪怕只是交一袋粮食、一块咸菜、一罐盐，他们也从未忘记作为共产党员的义务和责任。我上学的时候读过王愿坚的小说《党费》，里面刻画了一个英勇无畏的女共产党员的形象。她克服千难万险坚持缴纳的党费，就是一份初心，一份对党、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与无限坚定的初心。

　　2020年2月4日，安徽涡阳县临湖镇党员缴纳“特殊党费”，为武汉加油。高亚男摄/光明图片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党的历史的青年研究者，我一定会承担好新时代党员的职责使命，一生忠于党、一心跟党走，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征程中，征服一座座“雪山”，克服一个个困难。

　　奉献绘就青春最鲜亮的底色

　　讲述人：武汉学院法学院学生 李易

　　2020年11月末，刚刚成为预备党员的我，迫不及待地向党组织交了1000元特殊党费。这笔党费不仅是我人生中的第一笔党费，也是学校发给我的抗疫奖励金。

　　2016年刚进入武汉学院时，我就十分渴望入党，因此第一时间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因为表现不够优秀，我没能实现心愿。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付出更大努力，向党组织靠拢。为了让自己更好地成长，2017年9月，我选择“携笔从戎”，去青藏高原上服役。

　　都知道边疆苦，可没想到高原缺氧的恶劣环境差点让我永远留在那里——我患上了由高原反应诱发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幸好那时北京空军总医院医疗队来巡诊，带来了全国为数不多的最先进的呼吸系统疾病诊疗设备，我才得以治愈。

　　在生死边缘徘徊了一通，我深切地体会到“不抛弃，不放弃”这六个字意味着什么。那时，因为刚恢复健康，战友非常关心我，我总因为干不了什么事而愧疚。有一天，连长、指导员与我长谈：“不是每一个战士都要去前线冲锋的。一个连队，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去建设，每一个岗位都有自己的担当和光荣。”慢慢地，我在集体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了集体默默努力。

　　两年军营生涯，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人生。退伍后，我依旧坚持着军营的作息，用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需要大量志愿者参与抗疫。作为武汉人，我自然有义务为守卫家园而尽力。2月，我报名参加了硚口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建的“抗疫突击队”，为社区居民买药送药，接送方舱医院患者和密切接触者。当年11月，我终于成了一名预备党员，圆了多年的心愿。

　　后来，我收到了一份抗疫奖金。回忆起当年军医给我救助、军营给我的“新生”，我想，正是党和军队对我的培育，才让我有了第二次生命，我应该尽我所能回报党和人民。于是，我联系党组织交上了这笔党费。1000元并不是多么巨大的数目，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份真诚的心意，它让我的青春有了不一样的色彩。退伍不褪色，我会坚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退役军人的本色，永远牢记这份千元党费中蕴含的初心。

　　我是一名有着68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员，一辈子研究航空发动机。每当从电视画面里看到咱们国家自主研制的歼击机翱翔在蓝天白云之间，划出美丽的弧线时，我总会感到心底涌动着一阵阵骄傲与幸福。

　　10年前，党的90岁华诞之际，我在老伴儿张秀钏的陪同下来到学校缴纳了一笔党费，把自己积攒的10万元存款交给了党组织。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党的深厚感情，交特殊党费就是对党谢恩。

　　用天空美丽弧线礼赞祖国

　　讲述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烟台大学教授 温俊峰

　　回想我这一辈子，每个重要节点都和国家发展息息相关，都离不开敬爱的党。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那时，我正在清华大学航空系求学，当得知一批又一批志愿军战士入朝参战时，我的心里激动不已。学校里组织了很多这方面的宣讲和活动，我也曾登台发言，激情澎湃。那时，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知识学好、用好，让国家富强起来，没人再敢欺负咱！后来，我在同学的介绍下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3年6月30日，我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到了1967年，我已经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多年。那时国家作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并且在贵州建设了生产歼击机和教练机的三线航空基地。我没多想，就申请到贵州工作，因为在那里可以更好地释放我的光和热。我的申请被批准了，基地设计室也在山沟沟里落户了。我们白天和大伙儿一起忙设计，晚上就到工地建宿舍、修马路、安设备，大家争分夺秒地忙活着，真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后来，厂房建好了，生产开始了，发动机的轰鸣声响起来了，我们的干劲儿更足了。

　　在那段日子里，我和同事们一起解决了很多重大技术问题，为后来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1997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可以说，我与团队在科研领域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党和国家提供的强大支撑，我们永远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湖南衡阳，中国税务总局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的党员展示党费证。曹正平摄/光明图片

　　说起我的生活，似乎有些“落伍”了。我还住在20多年前学校分配的房子里，用着几十年前的老家具。有熟人曾问我：这多年前做的衣服都洗褪色了，领子也磨破了，裤子还缝缝补补，怎么还穿着呢？我告诉他：“这些用惯了的东西，就像我的老朋友，让人想起过去的日子，我舍不得丢。”

　　这些年我还攒钱资助过大学生，给灾区捐过款。有力气、有能力，总还是要做些有价值的事。我想说一句心里话：希望挑大梁的年轻人能研制出更好的新型航空发动机。祝咱中国的航空事业蒸蒸日上，祝福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好！

　　母亲的百岁心愿终于实现了

　　讲述人：重庆市离休干部余瑶玉之子 邓先明

　　我的母亲余瑶玉今年100岁，与党同龄。在党的百岁生日这天，她向党组织缴纳了20万元党费，完成了长久以来的心愿。办完缴费手续的那天，老人甭提有多高兴了。她反复向我们念叨：“心里的一桩大事终于落地了！”

　　有人问我，老人为什么一次性交那么多党费？这可不是临时的念头。早些年，她就曾经提出要为贫困地区捐款，但因为不清楚捐赠流程，不确定捐款怎么能“用在刀刃上”，这个想法只好 暂时搁置。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她特别想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就主动与原单位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以及当地老干部局联系，向组织部门捐赠了5万元。她还常常提起，要再捐款，支持国家的科技事业。为了满足老人的心愿，今年七一前夕，我们向她提议，可以用“特殊党费”的方式捐款，她特别高兴。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这件事终于办妥了，母亲的百岁心愿终于实现。

　　72年党龄的老党员、郑州铁路局退休职工左春秀的“特殊党费”收据。新华社发

　　可能有人会好奇，一位百岁老人，还这么心系国家大事，她年轻时到底有过怎样的经历？我就来讲一讲她不平凡的人生。

　　1937年，全面抗战的序幕拉开，17岁的母亲参加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抗日宣传活动，与进步青年一起写文章、组织歌咏队，将一些饱含爱国热情的文章、新歌传送到大街小巷。后来，母亲还尝试过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但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未能成功。1939年，母亲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而介绍人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我的父亲。母亲没有给我详细讲过那段岁月的故事，我只知道那时我家成了党的地下交通站，是不少党员秘密联络的“枢纽”。在隐藏身份从事这项工作的近十年时间里，母亲从重庆到成都，历经银行、剧团、报社等多个工作岗位，完成了党交给她的重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母亲从事教育工作，虽然一切看起来平淡了些，但她始终觉得“一台机器要运转，每个螺丝钉都很重要，我做好一颗螺丝钉就够了”。这种平平淡淡的生活一直持续至今。

　　平日里，母亲十分节俭，“特殊党费”是她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她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穿衣也很朴素。她百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三个儿女每人送了她一件毛衣，但这些新衣服都被她珍藏在箱底，不舍得穿。与捐赠数十万元相比，母亲对待自己显得过于节俭，甚至有些苛刻了，但这却是一位百岁党员最真实的人生和情怀。

　　在得知我替她接受采访之后，她特别叮嘱我要表达一句话：我们党是非常伟大的，它让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了好日子。为我们党的百年华诞祝福，为祖国的繁荣昌盛祝福！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记者 李晓、陈之殷、张国圣、赵秋丽、冯帆、张锐、王斯敏 光明日报通讯员 于北辰）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12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