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卫平（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茅盾研究会原副会长）曹庆慧（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茅盾先生的长篇小说《子夜》1933年1月正式出版，至今有90周年。90年来，这部作品的接受与阐释经历了跨世纪、跨时代、跨国界的历程。回望《子夜》不断经典化的过程，可以为当下文学创作提供一些弥足珍贵的启示。同时，以茅盾先生为名的茅盾文学奖今年再次开评，这是当前国内最重要、最权威的长篇小说评选活动，寄寓着读者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新期待。在这个重要节点，重温茅盾先生的代表作，可以感受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在当下的赓续、创新和提升。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子夜》插图版插图 叶浅予绘

　　《子夜》1933年初版

　　《子夜》1979年英文版

　　从“畅销书”成为“常销书”

　　1933年1月，《子夜》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在此前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上发表署名“侍”的《介绍〈子夜〉》：“中国新文坛自有长篇小说以来，大多数的题材尚属知识分子的青年男女生活，这部《子夜》虽也有青年男女生活的描写，而主要题材却是广阔得多了。”这应该是对《子夜》最早的接受和评价。第一位接受者的评介往往在以后的接受链条中代代相承，并不断被丰富和完善。一部文学经典正是在不断地被解读、被阐释中建构起来。

　　《子夜》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茅盾后来回忆说，这部小说“3个月内，重版4次；初版3000部，此后重版各为5000部；此在当时，实为少见”。据当时的“文坛消息”和“出版消息”记载，某一书店一天内竟售出百余册，复旦大学一处十天内共售四百本。

　　《子夜》不仅畅销，评论者的反应也相当迅捷。仅1933年一年，报刊上发表有关《子夜》的介绍、评论等就有30多篇，其中虽有不同的声音，但占据主流的是对《子夜》的高度评价。比如，禾金在《读茅盾底〈子夜〉》一文中认为：“从中国的新文艺产生以来，到现在为止，《子夜》还是一部在含量上突破一切纪录的长篇小说。”瞿秋白认为《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论断。吴组缃在评《子夜》的文章中认为：“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小说方面有两位杰出的作家：鲁迅在前，茅盾在后。”吴宓则从艺术、美学上盛赞《子夜》的“如火如荼之美”，认为《子夜》是“结构最佳之书。……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之配置亦殊入妙”。尽管近年有学者考证该文未必出自吴宓之手，但不管出自何人，这种评价的存在确定无疑。到1934年又有多篇评论《子夜》的文章，此后几乎是不间断地出现，一直延续到1949年，《子夜》也从“畅销书”成为“常销书”。到1949年3月，《子夜》就印行了22版，总印数在10万册以上。到1951年12月，《子夜》出到26版。陈思广《〈子夜〉的版本流变与修改述论》统计，到2019年，《子夜》共重版50多次，总印数已达2523800册。新时期以后，《子夜》被改编成电影、话剧、连环画，两度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与此同时，《子夜》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被译成十几个国家的文字，并获得了国际上的普遍赞誉。美国的夏志清虽然认为在技巧方面《子夜》并没超过茅盾作品《蚀》和《虹》的成就，但也承认“茅盾无疑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作家，与同时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德国学者顾彬在看到中国文学批评界个别人否定《子夜》时，针锋相对地提出茅盾是“符合时代的、创造体制宏伟的长篇小说的成功者”，并认为“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他却是一个技法高明的作家”。在日本，《子夜》是被翻译最多的中国现代小说之一，小野忍、竹内好、松井博光等日本知名学者都给予其很高的评价。日本文学研究学者筱田一士还把《子夜》编入“20世纪世界十大小说”。

　　经典不仅“百读不厌”，而且“百说不厌”

　　和鲁迅的《阿Q正传》相似的是，《子夜》一问世即刻被经典化。以后，在长期的接受历程中被不断地解读和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子夜》进入学院派的研究，并进入文学史，获得高度评价。王瑶认为《子夜》“是《呐喊》以后最成功的创作”，刘绶松认为“是继鲁迅《阿Q正传》之后出现的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巨著”。丁易说：“《子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第一批茅盾研究专著，都对《子夜》给予重点关注。王西彦出版《论〈子夜〉》，这是第一本专门研究《子夜》的著作。到新时期和新世纪，先后又有孙中田、李城希等人的专著问世。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再到新时代，《子夜》一直是茅盾研究和评价的焦点、重点和热点，经历了“经典化—去经典化—再经典化”的历程。从《子夜》问世到20世纪80年代，其经典地位基本确立。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出现了“去经典化”的声音，个别研究者否定《子夜》，曾引起轩然大波。事实上，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子夜》的文学史地位，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子夜》的关注热情。到了新世纪，研究者重新捡拾《子夜》，对《子夜》进行了多种解读和多元阐释，这也是“再经典化”的过程。研究者不仅从文学性，更从政治、经济、金融、社会、伦理、文化、人性、传播、现代性、先锋性等多重视角对《子夜》进行再解读，同时，也将《子夜》与都市文学、左翼文学运动、海派的另一种传统等诸多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再阐释，体现出宽广的“大文学”视野。这种多重视角的再解读和再阐释正反映出《子夜》丰富的内蕴，从而延续了《子夜》的生命。

　　经典作品作为一个民族乃至世界的精神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累积性的成果和文化记忆，需要被不断地再解读、再阐释和价值重估。学者詹福瑞在《论经典》中指出：“在传播过程中，历代读者对经典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评价，并同经典文本一同流传。因此，经典在其原生的文本层之外，又累积成了经典的次生层。”这种次生层拓展了经典的价值内涵和意义空间，从而让经典在不同的语境下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正因为经典是一个不断被解读、被阐释、被建构的过程，所以说，经典不仅“百读不厌”，而且“百说不厌”。这也可以说是经典延续生命的奥秘。《子夜》正是这样。

　　“未尝敢‘粗制滥造’，未尝敢忘记文学的社会的意义”

　　新时代呼唤着新文艺。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温《子夜》、梳理《子夜》经典化进程，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

　　《子夜》的故事发生在1930年春末夏初的上海，主要讲述资本家吴荪甫为发展民族工业，筹组经营信托公司，兼并八个小厂，既受困于劳资冲突，更受到金融资本家的围堵，最终失败的悲剧故事。这当然是个虚构的故事，但在小说中被镶嵌在1930年5月至7月这段真实的时间里。这个时间段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小说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位置。正如朱栋霖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3）》中所说：“茅盾在《子夜》中所选取和诠释的历史事件，表明了他对所处的‘当代’的一些重要倾向的关注。”

　　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当代作家承担着“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职责，需要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子夜》的创作在反映时代、书写时代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茅盾总是以自己的创作感应时代脉搏，展开时代思考，与时代同行。

　　茅盾说过：“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他回顾从1927年到1932年的创作经历，总结说：“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敢忘记文学的社会的意义。”茅盾是一位具有社会科学家气质和修养的小说家，正如叶圣陶所说，“他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写作和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的”。善于社会剖析是他的优长。《子夜》日译者之一的尾坂德司说这部小说“实为中国现实社会的解剖图”，高度肯定《子夜》的社会性品格。社会的表象层层叠叠，社会结构纷纭繁复，作家要锤炼透过现象揭示本质的能力，让作品富有鲜明的社会性意义。

　　“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是当代作家的神圣使命。茅盾说自己喜欢规模宏大、文笔绚烂的作品。这正是史诗性的品格，也是茅盾的创作追求。日本学者筱田一士之所以将《子夜》列入“20世纪世界十大小说”，看重的就是“全社会的想象力”，也就是史诗性。当下的中国小说创作，呼唤史诗性、全景式的恢宏作品。有一个时期，一些作家有意疏离史诗性，解构“宏大叙事”，片面青睐“私人化写作”“非理性写作”，小说内容沉湎于鸡毛蒜皮和鸡零狗碎，坠入庸常，这显然是偏颇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有“史诗”。史诗性应该成为更多文艺家的创作追求。

　　《光明日报》（ 2023年02月1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