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冉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明代万历以降直至清初，较为集中地出现了大量以“按鉴”为标榜的历史演义。起初，学界认为这里的“鉴”是指《资治通鉴》。可是，许多标榜“按鉴”的历史演义所表现的历史年代根本不在《资治通鉴》的载史范围。于是有学者认为，这里的“鉴”除了《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之外，还包括它们的前编与后续之作。然而，这些“通鉴”类史书文古义奥，《列国前编十二朝传》等历史演义的编撰者又多为书坊主，不要说从这些史书中择取史料并且还要进行加工改造，就是通读这些史书对他们来说都是相当困难的。那么，由书坊主编撰、又是将历史通俗化普及化的“按鉴演义”是否直接从这些史书中取材很值得怀疑。不过，如果当时有一些现成的将历史通俗化的读物，书坊主们不用直接与浩繁艰涩的史著搏斗，只要将这些通俗读物中的史料略加缀辑及使用更俚俗的语言就可以编成一部小说，这是书坊主们更可能采取的编撰方式。通过考察能够发现，在当时确实有这样的历史通俗读物，它们往往以“纲鉴”命名。

　　明清历史演义早期的“纲”“鉴”兼采

　　所谓“纲鉴”，本是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与《资治通鉴》的合称。《资治通鉴》史学价值很高，然而篇帙近三百卷，对一般读者来说有相当大的阅读难度，所以后世一直对《资治通鉴》进行着简化提要的工作，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后世学者几乎都有这样一个共识：《资治通鉴》以史故翔实见长，而《资治通鉴纲目》则效法《春秋》，通过一定的“书法”来微言“大义”。流风所至，历史演义所称之“按鉴”并不只是借鉴《资治通鉴》按年编排、次第铺演从而使史实轮廓清晰、条理分明的历史书写方式，还往往要“按《通鉴纲目》而取义”。

　　从目前所见材料来看，最早以“按鉴”为标榜的是嘉靖27年的叶逢春本《三国演义》。此本视蜀汉为正统、在卷首标时间起止不以太岁纪历而以甲子纪年便是“按《通鉴纲目》而取义”非常典型的例证。朱熹创设的“纲目”体史书不仅对小说所演之“义”有着很大的影响，而且，它把294卷《资治通鉴》缩编为59卷，并以“纲”提要，以“目”铺陈，使得史实轮廓更为清晰，更便于历史演义以“纲”设置情节主线，而在描摹细节之时则不妨从“目”以及叙事更为详细的“鉴”中取材。历史演义之“按鉴”一开始就有着兼采“纲”与“鉴”的特点。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演义是嘉靖壬午本《三国演义》，以此书第一回为例，此回中写张角起事及其与官军的争战在行文次第上多按时间顺序将《资治通鉴》中的相关记载移入小说，然而其中提到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且介绍张角生平不在光和六年而在中平元年，这些都是《资治通鉴》不载而在《资治通鉴纲目》中能够找到的。类似的例子很多，足证嘉靖壬午本《三国演义》之“按鉴”有“纲”“鉴”兼采的特点。

　　“按鉴演义”从“纲鉴”体史书中取材的重要例证

　　至晚在隆庆年间，就已经有了将通鉴体与纲目体合编的“纲鉴”体史书。《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之“凡例”称“《纲》、《鉴》二书，古来未有合编者。合之，自荆川唐老师始,总之为举业家祈捷径也。”唐顺之确曾辑有《新刊古本大字合并纲鉴大成》，今存隆庆年间书林杨员寿刻本。此类史书在万历以后非常盛行，如刊刻于万历年间的《纲鉴白眉》在其凡例中称“历代《纲鉴》之刻，近纂修者不啻百种”；万历年间建阳书林熊冲宇刊本《历代纪要纲鉴》有“告白”云:“《纲鉴》一书，坊间混刻多矣”。这些“纲鉴”体史书已被大大通俗化了，如张岱在《夜航船》序中说：“凡百工贱役，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谢肇淛《五杂俎》中有语云：“塾师所授不过《编年节要》、《纲鉴要略》而已。”也正是因为“纲鉴”体史书的通俗性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8中不无轻蔑地说：“《纲鉴正史约》之类,坊刻陋本,不足以言史学。”

　　以“按鉴”为标榜的历史演义恰恰也是在万历以后大量出现的。其中，编撰了《列国前编十二朝传》的余象斗是整个明清时期刊有历史演义种类最多的书坊主，而且，其刊行的历史演义几乎皆以“按鉴”为标榜。就是这位书坊主除了刊行历史演义之外还出版有《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及《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两部《纲鉴》内容几乎全部一样，题署不同是书坊主的一种营销手段）等历史通俗读物。有学者已经指出了《列国前编十二朝传》与“纲鉴”体史书之间的密切关联，不过，还没有把余象斗本人就曾刊有“纲鉴”体史书这样的事实与《列国前编十二朝传》的编撰联系起来。实际上，经比勘对读，可以看到大量史料从《纲鉴》迻录于小说之中，小说甚至连《纲鉴》中的史论与评注也加以抄录，行文次第与措辞亦与《纲鉴》一致。小说中所谓“鉴断”、“鉴论”等也都可以在余刊《纲鉴》中找到出处，甚至文字措辞都并无二致。可以得出结论，余象斗在《列国前编十二朝传》中所标榜的“按鉴”并非如学界所认为的，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或者其前编后续之作等“通鉴类”史书中取材，而是对《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之类的“纲鉴”体史书稍做整理加工而来。

　　“纲鉴”体史书的编纂特点

　　“纲鉴”体史书虽然名目繁多，但共通性的编纂特点还是相当清晰的。

　　其一，正文前一般都附有“历代帝王传授之图”（或题“历代帝王国统相承之图”“历代国号之图”等，以图表形式呈现从“三皇”至明代的帝王名号国号），“先儒名公姓氏”（或题“引用先儒姓氏”，姓氏下皆有小传）以及元潘荣的《通鉴总论》。

　　其二，“凡例”或“读法”中往往都强调“纲揭大义”“鉴悉事由”“纲仿《春秋》，目仿《左传》”，故“以纲为主而鉴目附焉”。此类史书多称“纲鉴”而非“鉴纲”，应该与此有关。

　　其三，“纲鉴”体史书虽然并不是简单地将通鉴体与纲目体史书合编在一起，但仍具史钞性质。尽管常常宣称是纂辑《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及其前编与后续之作，但“纲鉴”体史书实际上又以“纲”、“纪”、“经”、“编”之类的名目对上述史著进行了节略与整理。

　　其四，《新编纂注资治通鉴外纪增义》不仅以纲目体对刘恕《通鉴外纪》作了大量的的节略与加工，而且还为“纲鉴”体史书的编纂方式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之处。例如，它效法《资治通鉴纲目》“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的方式，又以眉批的形式对“提要”中的重要史实再次加以强调。另外，《资治通鉴纲目》主要是以“史述”微言大义，《新编纂注资治通鉴外纪增义》则以“××曰”的形式增加了不少“史断”，议论化、义理化的倾向进一步增强。而且，《新编纂注资治通鉴外纪增义》的“注”改变了《资治通鉴纲目》以“目”（较具体详备的史述）注“纲”（重要史实的概述）的单一格局，其注文还有注音释义进行名物训诂对史实加以考证补充等多种内容，这些都对“纲鉴”体史书有较大影响。

　　其五，“纲鉴”体史书无一例外都是评点本，以评点的形式使原先文古义奥的史著通俗化普及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征引明人言论最多的并非是署名为纂辑者的唐顺之袁了凡王世贞钟惺等人，而是周礼（字德恭，号静轩）。此人著有不少通俗化普及化的历史读物如《通鉴外纪论断》《朱子纲目折衷》《续编纲目发明》《训蒙史论》、《通鉴笔记》《读史诗集》等，《三国演义》诸多版本中引有不少以俚俗为特点的咏史诗，这些咏史诗往往署名为“周静轩”、“静轩先生”等，但是否确为周礼此人所作，还有待更确切的材料加以论证。

　　此发现的学术意义

　　此发现能够拓展深化历史演义的以下一些研究领域：

　　第一，史料来源研究。此类研究很容易简单地把史实的原始出处判为历史演义的史料来源，实际上，小说作者不必读过最早记录某一史实的史著，也能从已被通俗化的历史读物中直接取材，这些历史读物才是历史演义的史料来源。

　　第二，编创方式研究。某些历史演义以“纲”文设置情节主线，甚至有些历史演义的回目就是照抄或对“纲”文略加变化而成。此外，“纲鉴”体史书“按《通鉴纲目》而取义”、增加了“史断”文字对历史演义的主题表达与人事评价颇有影响；“纲鉴”体史书的史钞性质使得一些历史演义把迻录“《纲鉴》旧文”作为重要的编创方式；“纲鉴”体史书对主要活跃于弘治正德年间的周静轩征引颇多，一些历史演义也特别偏爱周静轩的言论；“纲鉴”体史书在正文前附图表、人物传略、总论性文字的作法被一些历史演义袭用……关注到“纲鉴”体史书这一取材对象，长期被遮蔽的历史演义之编创方式将得到学界更真切的认识与更公允的评价。

　　第三，文本演变研究。在推测历史演义的版本年代时，有学者把后起文本因加工比之前文本更详细的一般规律套用，简单地把简本年代断为繁本之前。这就忽略了，与“纲鉴”体史书更强调对“鉴”“目”的提要与通俗化一致，一些历史演义恰恰是把对之前文本的删减简化作为主要加工方式的。关注到“纲鉴”体史书这一取材对象，上述错误认识皆可得到澄清与纠正。

　　第四，小说评点研究。一些历史演义取材“纲鉴”体史书的同时也受到了其评点的影响，但小说评点的这个特点目前还少被关注，值得进一步研究。

　　《光明日报》（ 2023年03月2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