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母仕洪（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伊朗研究中心讲师）

　　灾害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不曾经历灾害危机。作为统治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奥斯曼帝国自然难以幸免，在其600余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各种灾害危机频繁发生。

　　传染病是奥斯曼帝国经历最多的灾害。从14世纪至一战，奥斯曼帝国长期遭受各类传染病轮番侵袭，鼠疫、天花、斑疹伤寒、梅毒、霍乱等疾病相继出现。其中，鼠疫是最常见的疾病。自14世纪中叶传入东地中海世界以降，一波又一波的鼠疫接踵而至，影响范围覆盖奥斯曼帝国大部分地区，直至19世纪中叶，鼠疫仍在一些省份零星复发。周期性发作的鼠疫使奥斯曼帝国人口减少，社会失范。例如，1467年，伊斯坦布尔暴发鼠疫，每日死亡人数达到600人，最终导致该城约1/3的人口丧生。到帝国晚期，霍乱成为困扰奥斯曼人的头号疫病，同样致使大量人口死于非命。根据官方记录，1910年7月至1911年1月，霍乱导致4000余人丧命；1911年5月，霍乱再度游走于帝国各地，导致1.2万余人死亡。

　　饥荒是频繁降临奥斯曼社会的另一灾害。1757—1764年，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出现瘟疫与饥荒交替发生的现象。19世纪70年代，奥斯曼帝国的中部省区和东部省区相继暴发两次大饥荒，1873—1875年饥荒的中心区域位于安卡拉省，受波及的地域范围达到4万平方英里，饥饿及其引发的相关疾病夺去10万~15万人的生命；1879—1881年席卷东部的饥荒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多次引发“面包骚乱”，至少1万人在饥饿中丧生。

    16世纪伊斯坦布尔地震中惊慌失措的人群 资料图片

　　地震是对奥斯曼帝国破坏性最大的灾害。由于地处断层线，伊斯坦布尔的地震发生频率很高，有研究表明，自建城以来，这座历史名城发生过超500次地震。1488年，伊斯坦布尔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首次发生大地震；1509年发生的地震是公元1000年以后地中海东部地区规模最大的地震，因其产生的巨大破坏而被称为“小末日”；1894年的地震是帝国晚期遭遇的主要地震之一，造成许多住宅、清真寺、教堂、犹太会堂及其他公共建筑倒塌，数百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使风雨飘摇的奥斯曼帝国雪上加霜。此外，其他省区也发生过一些破坏性较大的地震。1717年11月，代尼兹利发生地震，许多居民丧生，幸存者无家可归，忍饥挨饿。1759年10月19日，一场地震突袭大马士革，许多房屋被夷为平地。刚过一个月，又一场“剧烈而可怕的地震”再度降临这座城市，导致“城墙毁坏，地基动摇，尖塔倒塌，倭玛亚清真寺及其宣礼塔、穹顶和浴室统统被毁”。

　　火灾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也留下深刻印记。伊斯坦布尔的房屋大多是木质结构，再加上地处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海面吹拂而来的强风气流加速火势蔓延。据奥斯曼帝国史学家塞洛尼基·穆斯塔法·埃芬迪记载，在1563—1600年的37年间，伊斯坦布尔发生17次重大火灾。1660年7月24日发生的火灾是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火灾之一，导致该城2/3的建筑物受损，2700~4000人丧生。1757年的火灾吞噬了150座清真寺、130所宗教学校、335家磨坊、36座公共浴室、34200家商铺和77400所住宅。19世纪下半叶，伊斯坦布尔发生了不少于229场火灾，36000所住宅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面对各类灾害造成的严重影响，奥斯曼帝国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均采取一些举措应对。由于奥斯曼帝国治下的疆域过于辽阔，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以总督、法官为代表的地方官僚往往是制定和实施灾害救助举措的主导者。他们采取的救助措施，主要表现在：其一，向部分灾民分发食物。如1696年阿勒颇发生饥馑期间，总督命令该城的面包师在商店门口放置一些面包，以免穷人忍饥挨饿。1757年大马士革发生灾荒，总督阿萨德·帕夏·阿齐姆开仓赈灾，向民众发放大麦和小麦。有时候，地方官员也向农民和其他穷人发放抵用券，以便购买食物或其他商品。但总的来说，由于食物严重短缺，不少灾民饿死街头。其二，提供一定的财政援助以及减免税收。根据美国学者亚伯拉罕·马库斯对阿勒颇法庭记录的研究发现，阿勒颇的灾民有时会获得政府提供的一笔资金援助。此外，灾民可以在一段时期内缴纳数目较少的税款。美国学者亚龙·阿亚隆通过研究档案发现，减税政策运用的范围较广，奥斯曼帝国处理瘟疫与饥荒时经常会涉及税收调整。

　　除上述举措外，帝国政府还会针对某类灾害出台专门性措施。在传染病防控方面，18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引入隔离检疫制度，到19世纪初成为帝国预防瘟疫的常规方式。伊斯坦布尔努力改善公共卫生条件，从16世纪起，法官和大维齐尔就下令清理街道，铺砌路面，划定垃圾处理区域，将屠宰场、制革厂等产生垃圾和污染物的行业搬离城区。清洁街道、沟渠的做法在其他大城市也较为常见。在饥荒救济方面，困难时期严禁谷物出口；打击黑市交易，粮食只能在市场公开出售；建立一套从粮食富余地区向缺粮地区输送粮食的系统，以便向饥荒肆虐的灾区输送物资。在地震安置与恢复方面，官员组织人力搭建临时帐篷和棚屋，为一些无家可归的灾民提供安身之所；重视重建规划，投入大量精力重建清真寺、宗教学校、医院、公共浴室等公共建筑。不过，震后重建计划主要针对大马士革等重要城市，小的受灾城市则处于废墟或失修状态长达数年之久。在火灾防治方面，伊斯坦布尔建立了政府直属的常备灭火队，灾情紧急时抽调国王军队成员参与救火工作。

　　总之，面对各种灾害危机，奥斯曼帝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救济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民的苦痛，恢复和稳定了社会秩序，从而降低了引发大规模社会骚乱的可能性。可以说，得以应对各类灾害的冲击是奥斯曼帝国成为“长寿”帝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也应该看到，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灾害应对举措还存在着诸多局限。例如，多为被动性的应急措施，不少行之有效的举措在灾情缓解后便不再推行，未能转化为有效预防和控制灾害的制度机制；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地方官员玩忽职守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使得有些救助举措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光明日报》（2023年09月18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