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为治学之本 创新为治学之魂

——读《清学沉思录》

作者：王俊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辑）

　　《清学沉思录》是黄爱平教授的又一部新著。是其从40年来潜心治学清史撰写的100多篇文稿中精选出来的代表性论文结集，计47篇，约80万字。文章所涉及的范围，诚如作者所言，乃为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文化。

《清学沉思录》 黄爱平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清学沉思录》大致可分两条主线：一是对明末清初至晚清时期各种学术思潮、学术流派，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成就及其地位、作用和影响的研究。诸如明末清初学术思想转变中的经世实学，由理学向经学回归中的经史考证，康雍乾三帝的统治思想与文化选择，清中期乾嘉汉学的兴起、发展与流派演变，清代由盛转衰时期的经世主张，乃至清晚期的今文经学与边疆史地之学等，几乎囊括了有清一代的各种学术思潮与流派。论述的学林人物，也大都是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和文人学士。作者秉持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对清代学术的诸多相关问题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多有新颖独到的见解。

钦定四库全书 资料图片

　　《清学沉思录》关注的另一条主线，则是对清代重要文献典籍的考证与评析，包括《明史稿》《明史》《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廿二史考异》等著名典籍，还涉及《汉学师承记》《汉学商兑》，以及乾隆朝官修史书、清代诗文集的整理编纂，乃至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与图书编纂等重要问题。作者以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对诸多文献典籍的编纂缘起、内容价值、版本校勘、庋藏流传等问题，都依据翔实的史料，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深入的探讨。同时，对这些典籍的编纂者或主持者，如万斯同、王鸿绪、纪昀、翁方纲、钱大昕、江藩、方东树等人作出的重要贡献，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及其学术思想的成就与局限等，也都加以开拓性的研究，并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匡正了学术界某些偏见和不实之词。

　　由此可以看到此著所涉时间跨度长，内容范围广，资料丰富，视野开阔，体大思精，多有创见，不愧是一位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及中国历史文献学名家多年潜心治学的结晶，是一部很有研究深度和学术价值的厚重力作；既可视为作者治学道路和学术研究的缩影，也从一些侧面呈现出作者的治学境界和精神风貌，还可从中窥见作者遵循的治学宗旨、研究方法、为人风范，乃至其近年来所以屡获学术殊荣成为人文学科杰出学者的奥秘之所在。

　　我国古代先哲诸葛亮有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也正是爱平教授始终坚守的学术品格和努力追求的治学境界。她曾在一篇谈学术研究与学问精神的文章中说：“执着为治学之本，淡泊为治学之境，踏实为治学之法，创新为治学之魂。”她深深懂得“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的真谛，脚踏实地，刻苦自励，立志做大学问、真学问，有自己的宏伟志愿和长远目标。

　　收入《清学沉思录》一书的关于《明史》的一组论文：《万斯同与明史纂修》《王鸿绪与明史纂修》《明史稿本考略》等，是爱平教授攻读硕士期间的研究课题。为了高质量地完成这些论文，她废寝忘食地辗转于北京各大图书馆，甚至万斯同、王鸿绪的家乡江浙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大海捞针式地搜访各种相关资料，查阅诸多不同版本，而后进行精心考证，排比对照，找出异同，从而有说服力地推翻学界某些已有的定论，达到超越前人的研究高度。这些论文在当时就一鸣惊人，其中一些观点，如否定王鸿绪“窜改”“攘窃”万斯同《明史稿》的说法，肯定其对《明史》纂修的贡献等，至今仍为学术界所认同。其后撰成的《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辨析》一文，也同样延续了这一认真严谨、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作者旁征博引，爬梳比勘，从传稿编排、传目设置、文字体例以及修改情形入手，结合史馆分工状况、有关文献记载，以及史稿书法体例等，对天一阁博物馆珍藏的12册《明史稿》作了深入的考辨分析，判定其为万斯同多次修改的未定稿；在此基础上，进而将天一阁本《明史稿》与国家图书馆藏313卷《明史纪传》及416卷《明史》相互比勘，详加辨析，认为天一阁本《明史稿》系二者之底本。并且，从天一阁《明史稿》到313卷《明史纪传》，再到416卷《明史》，构成了一个前后因袭、彼此衔接、相对完整的万斯同修改稿系列，由此基本解决了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万斯同《明史》稿本问题，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

　　《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一书的写作，尤其是爱平教授淡泊宁静、踏实治学的典型例证。她在撰写此书过程中，为了发掘利用最新的第一手档案资料，曾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抄录有关编纂《四库全书》的档案资料。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时间里，几乎每天早出晚归，从早晨开馆，到下午闭馆，一去就是一整天。除了查阅原始档案外，她还广泛搜集参与纂修《四库全书》的各位馆臣及相关学者的文集、奏疏、笔记、信函、年谱以及实录、政书、方志等文献，尽可能做到“竭泽而渔”，而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丰富的史料，对《四库全书》纂修的全过程，从时代背景、编纂缘由、机构组成、书籍采征、编辑校勘、删改禁毁、缮录收藏、刊刻补遗，到分类编目、撰写提要等诸多方面，都一一作了缜密的考证和翔实的论述，澄清了不少学术界长期莫衷一是的问题。该书甫一问世，立即受到中外学界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四库全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力作”，至今仍受到学术界的推崇。有学者认为：“这部学术精湛的力作，已绝无争议地成为四库学研究领域中的经典和必备。”

　　本书收录了一组与《四库全书》研究密切相关的论文，诸如《纪昀与〈四库全书〉》《翁方纲与〈四库全书〉》《文渊阁与〈四库全书〉》《翰林院〈四库全书〉底本考述》，以及《论〈四库全书总目〉的目录学成就及其思想内容》《〈四库全书总目〉的经学观与清中叶的学术思想走向》《试论四库提要对清前期官方经学的解读与评判》等。这组专题论文，大多撰写发表于《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之后，在已有基础上，对《四库全书》纂修涉及的重要问题或关键人物，进而予以专门探讨。以《翰林院〈四库全书〉底本考述》为例，以往学界多认为清宫翰林院庋藏的《四库全书》是当时另行抄录的一部副本，因有“第八部《四库全书》”之称。尽管有学者指出“翰林院所存只系各书底本，并未另有钞本”，惜语焉不详，亦未引起学界重视。爱平教授则在爬梳大量原始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从四库馆制定进呈书籍发还措施、发还部分珍本及存目书籍，到《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部分底本的遗失抵换；从乾隆帝最初下令再抄一部《四库全书》以备翰林院收藏，到最终接受四库馆总裁的奏请，将抄录《四库全书》所用的3000余种底本作为副本存贮翰林院，作者抽丝剥茧，细加考证，基本厘清了翰林院底本的来龙去脉以及与之相关的进呈书籍发还情形，证实翰林院收藏的《四库全书》确系当时抄录各阁《四库全书》所用的底本。又如《翁方纲与〈四库全书〉》一文，作者仔细梳理档案记载，认真查阅翁氏本人著述，广泛参考有关论著资料，从专职纂办各类图书典籍、参与管理文渊阁《四库全书》、参与复校文溯阁《四库全书》等方面，揭示了翁方纲在四库馆担任的工作及其为《四库全书》纂修作出的杰出贡献。这些专题论文，皆进一步深化了《四库全书》有关问题的研究，推进了四库学的发展。

　　每位学者的治学道路都各有不同，大多与其个人的生活环境、成长经历以及性格爱好等因素有关。本书作者自幼受家庭熏陶，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方面的启蒙教育。本科有幸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受到文字学、音韵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以及文献学史等各专门学科的系统训练，既引发了她对文献典籍的浓厚兴趣，又奠定了其传统学术的坚实功底。其后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学术的发展、专业的整合，又促使她将文献学作为学科基础和研究根本予以高度重视，无论是课堂教学、专业建设，抑或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她都极为强调文献的基础、历史的眼光、思想的深度，努力践履文献学与学术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

　　作者倡导并实践的这一治学路径，在本书中多有突出的呈现，如《清代的黄帝祭祀与文化认同》，作者广泛查阅实录、政书、正史、方志、经书、文集等资料，将有清一代的黄帝祭祀归纳为帝王庙祭、传心殿祭、先医庙祭、黄帝陵祭等不同形式，全面梳理了各种黄帝祭祀的具体情形，特别是作者不辞辛苦，实地考察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庙存石碑现状，同时结合政书、史籍、方志等相关记载，对清代自顺治迄宣统各朝皇帝祭陵次数及祭告事由作了细致的考订比勘，不仅补充了前人记载的缺略之处，还订正了有关史籍的讹误。在此基础上，作者着眼于政治、文化等更为广阔的视角，从治统的接续、道统的传承，以及治统和道统的合一等方面入手，鞭辟入里地剖析了清代不同形式的黄帝祭祀所呈现的特色，深刻揭示出清统治者通过黄帝祭祀所反映出来的对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心理。这些研究大多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文献考证与理论分析相辅相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诚如一位前辈学者所言，其研究成果“展示了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义理与考据相结合、思想与文献相结合的学术典范”。

　　《光明日报》（2023年12月25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