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古波斯帝国，也称阿契美尼德王朝（约公元前559—前330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以伊朗西南部的法尔斯为中心，其疆域从中亚延伸到小亚细亚，从印度河谷上游延伸至上埃及的尼罗河谷地，影响力更是辐射到地中海东岸诸岛、欧亚草原、阿拉伯半岛等地区。面对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尤其是帝国内部不同区域在历史文化上存在巨大差异，古波斯的国王们究竟是如何管理的？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试图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二十年来，随着对波斯帝国首都波斯波利斯楔形文字泥板档案的解读、研究以及新的考古发现，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有了初步的理解。简单讲，阿契美尼德帝国具有一个严格的“大一统”的管理体系。

　　在意识形态层面，古波斯帝国的国王们通过大量的宫室浮雕和用不同语言（阿卡德语、埃兰语、古波斯语等）书写的王室铭文反复宣称，阿契美尼德帝国疆域辽阔，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国王有神灵护佑，他合法公正，臣民和平恭顺。在实际管理中，阿契美尼德王朝实行土地国（王）有政策，国王会将其分封给王室成员、贵族、官员、神庙等人员或机构使用，后者享受土地上的产出，也可以将其租赁，但国王随时都有可能收回他们对土地的使用权。王室成员、神庙祭司等接受分封的人，都需要向国王纳税或上贡。政府出资修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体系、灌溉系统、仓库、作坊，乃至新的城镇等；此外，为保障和扩大农业生产，政府也会出资购买种子、树苗等以供种植，并用剩余的农产品与周边尤其是游牧人群换取牲畜，以供祭祀和其他重要场合使用。

　　古波斯帝国实行行省制，全国划分为23到32个不等的行省，各省由省长管理，省长之上为总督；后者代表国王管理并巡视其管辖区域。一个总督有可能管理若干个行省；必要的话，也会在其辖区以外的行省履行职责。例如，卡尔基什是伊朗东南部克尔曼地区的总督，他就曾多次在自己辖区之外执行军事任务，涉及的区域从伊朗中部的萨迦提亚和米底到西南部的法尔斯，甚至向西远至巴比伦。总督们与国王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各总督之间也互相联系，并相互竞争和监督，形成了一个编织紧密的网络。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总督绝大多数都是波斯人，但其职位并不世袭。

　　古波斯帝国拥有发达的道路交通网络，依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阿契美尼德帝国拥有一条“御道”。这条道路从前吕底亚王国的首都、位于小亚细亚的萨尔蒂斯出发，经两河流域延伸至伊朗西南部的前埃兰首都苏萨，而曾在波斯宫廷服务的另一位希腊历史学家克特西亚斯更指出该“御道”一直延伸到中亚巴克特里亚的都城巴尔赫。事实上，波斯的“御道”是一个覆盖了整个帝国的道路网络，它不仅包含能供马车行走的主干道，还包括很多大小支道。秦代的直道和行道大致与此相仿。古波斯帝国的道路会依其级别，由专门人员负责规划和丈量，之后按固定规格修建，并定期进行养护。马车如果要行进在这样的道路上，其轮间的距离也应该与道路的宽窄匹配。除道路之外，沿途通常都设有传舍、厨房、仓库、作坊等，供往来于帝国各地的公务人员歇脚并提供膳食补给。传舍之间的距离通常为步行一天的里程数，有的传舍还设有马厩和可以换乘的传马，以供运送急报的人员使用。传舍需要的物资均由政府提供，一般会在周边地区采办。通常情况下，差旅人员在每个传舍只可停留一晚，逾期将不能获取膳食。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道路体系在帝国管理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承担着邮政运送、信息交换、人员流动、税收转运等重任；更为重要的是，该道路体系确保波斯国王在遇到敌情时可以迅速调兵遣将，这对于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稳定性十分关键。可以说，古波斯的道路体系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支柱，该体系也为后来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奠定道路基础。

　　古波斯帝国存在一套极其严格细致的行政管理制度，这一点可从其对因公出差人员的管控中窥见一斑。波斯波利斯的管理文献显示，这些差旅人员不仅包括官员、贵族和特使，也包括向导、工匠、士兵、仆从、雇工等，他们沿御道往返于帝国腹地和各行省之间，出行时需携带由国王、总督或波斯波利斯经济区行政长官签发并盖章的介绍信即函密。到达传舍之后，差旅人员首先需将随身携带的介绍信交给传舍的书吏，以供检查，经核实之后，传舍会按照函密上所规定的标准，为差旅者和他们的牲口提供膳食和草料。此后，书吏还需要起草一份收据，该收据通常以楔形文字的形式书写在一块舌形的泥板上，内容包含膳食提供者的名字、差旅人员的身份、所要执行任务的起点和目的地、团队的人数及组成情况、每人收到的口粮数量、日期等信息。在泥板左侧，膳食供应人通常会盖上自己的印章，而接收口粮的人则会在泥板背面盖上他的印章，这一套财会手续才算完成。盖在泥板上的印章或为滚筒印章或为押印，是帝国管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此后，书吏会将写好并盖了章的收据存档，这些收据会被定期收回到波斯波利斯审计；在审计完成之后，收据上所记载的粮食数额与来自其他传舍的再按月或年统一核算，被书吏分门别类抄录在另一类泥板上存档。值得注意的是，古波斯帝国对传舍的管理方式与后来汉代简牍所展现的对传舍的管理方式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在传舍工作的书吏大都讲古伊朗语，但要阅读阿拉米语书写的介绍信，并用埃兰语书写收据，因而古波斯帝国的大部分书吏都懂得至少两三种语言。对比来自上埃及象岛和阿富汗北部的阿拉米语文献，或是来自波斯波利斯和阿富汗南部古坎大哈的埃兰语管理文献，会发现它们无论在语法还是用词上都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表明古波斯帝国在培养书吏时，很可能使用了全国统一的教材。

　　上述这种高度的统一性也体现在阿契美尼德帝国管理的其他层面。波斯波利斯管理文献显示，包括国王和内宫的粮食供给都由波斯波利斯的行政管理机构统一发放，之后再由国王、王后自己的宫廷管理机构逐层下发。波斯国王巡游时也会使用传舍和道路沿途其他设施，虽然不用提供函密，但他与其宫廷服务人员的膳食也需要按规定领取，并由传舍的书吏记录在案。总督府、行省以及行省内部的下级机构均遵循宫廷的这种管理方式，各级官吏们会从官府的仓库中领取粮食，然后提供给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员。

　　从物质文化遗存来看，古波斯帝国集中统一的管理制度也映射在遗址分布上。在波斯波利斯所管辖的行政区域内，存在着一些较大的行政中心，它们承担大型物资集散地的功能，这些中心周边通常会有一系列隶属于它们的卫星城镇，分别具备某种专门功能。与帝国管理体制相呼应，这种由若干小城镇环绕一个大的行政中心的分布特点随着帝国管理制度的推行和境内的人员流动被复制并移植到全国各地，形成所谓的“制度景观”。同时，随着这种复制和移植，以前尚未有国家管理经验的地区，例如中亚和印度河谷地，迅速获取了与国家管理相关的知识和技术，比如，发源于中亚犍陀罗的佉卢文就是基于古波斯帝国管理中最常用的阿拉米语字母而写的；最早在犍陀罗流通的弧形——条状钱币的币值单位，也采用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的币制。对于之前已经有过国家或帝国管理经验的地区，比如小亚细亚、埃及和巴比伦地区，波斯国王们则尽可能地利用已经存在的组织结构和人力资源——尤其是神庙的——来管理和控制这些地区。

　　对于宗教，古波斯国王们基本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各地依然信仰自己的神灵，但由于阿契美尼德中央政府会经常派遣不同地区的人员到境内其他地方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戍边，帝国境内的人员流动频繁，那些远离家乡的人们也会在他乡修建自己的神庙或建立宗教组织，比如在上埃及象岛戍边的犹太人就在当地埃及神庙的旁边修建了雅威的神庙，而文献显示阿富汗也有为两河流域的至上神拜尔修建的神庙。

　　总体来讲，古波斯帝国采用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国王通过一系列的官僚机构将权力层层下放。在此过程中，宫廷和帝国中心的管理方式被复制并移植到各个行省及其下级单位，四通八达的道路邮驿系统确保信息的迅速传播和交流，并使得国王能将帝国各个角落都置于其视野之内，客观上维系了波斯帝国的稳定发展，推动帝国有序并高效地运作。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2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