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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卓(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基地研究员)
注重发展和完善理想人格,强调由道德实践的功夫修养成德,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特性。“功夫”由此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有标识性的核心语辞。核心语辞奠定话语体系基础,发掘彰显功夫话语的丰富意涵和独特价值,促进其创造转化,有助于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发展与世界哲学交流的现代学术语言,在“为往圣继绝学”的同时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中国哲学话语的“功夫”是道德实践概念,特指修养心性的“为学之方”。所为之学在古代主要指儒家希圣希贤之学,今天则可以泛指一切追寻与实践理想人格之学;为学之方乃自我操持与锻炼的方法,也是学习与成就理想人格的途径。因其集中在内心修养,又称“心性功夫”;因其着眼于变化气质、提升道德意识,又称“德性功夫”。“功夫论”则是对功夫实践加以反思与总结的理论成果,又进一步对功夫实践发挥指导作用。儒家经典记载了许多功夫,如克己、反身、存心养性、正心、诚意、戒慎恐惧、慎独等等。哲学史上关于功夫的讨论十分丰富而又具有实践针对性,例如功夫间断则求连续;功夫夹杂则求纯一;功夫有动静,静存和动察两不失;功夫分内外,须内外交修并进;功夫有次第与节目,警惕冒过与躐等;功夫分顿渐,二者相资不偏一边,等等。
重视功夫实践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立场。西方哲学重视理论思辨,几乎不涉及功夫实践。与之相对照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关于功夫的探讨广泛而深入,却少有独立的本体论、宇宙论或知识论的兴趣与言说。对功夫的强调与实践,构成了中国哲学特有的论域,体现出鲜明的中华文化特性。从中西比较看,作为中国哲学话语的功夫有三个突出特点。
心性功夫,端本澄源
功夫的突出特性是事先在内心用功,而与西方伦理学重视规范行为或行为者不同。西方伦理学或以道德律令、功利原则规范行为,或以美德品质规范行为者,如康德的实践理性、功利主义原则与古典美德理论等。一方面,这些思想多来自逻辑推演,往往不能推动道德实践;另一方面,即使有人遵照实践成就理想人格,总不免心中善恶交织,精神奋斗艰难。心性功夫则不同,可以获得道德生活“不勉而中”的实践能力,所以无“知而不行”之虞。
儒家认为只规范外在行为已经失了先着,内在意识的纯化才是根本。在心地上(心性本源处)用功,有端本澄源之效。任何过恶的开端都是微细的,在不善的动机初萌时加以省察,“止邪于未形”容易,“恶积而不可掩”再克治则困难。正所谓“才动即觉,才觉即化”(《龙溪王先生全集》)、“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学歌》)、“最上者治心,当下清净;才动即觉,觉之即无”(《了凡四训》)。而“明理以遣之”“随事以禁之”等做法已经落入下乘。体现这一特征的典型功夫是“知几”“不远复”等。“几者动之微”,做“知几”“不远复”的功夫,就是要在细微的意念初萌时省察克制,使思虑归于平静,恢复纯净和清明,止邪于未形。譬如“一片雪花轻著水”“泯然无际澄且清”。
心性功夫不仅要纠正意识上的恶念,还需要对治身心之中隐蔽的种种负面、对治种种似是而非者。身心的负面如邪暗之塞、气质之偏,私欲、意见、习气、意气的遮蔽等;似是而非者有博闻强记、情识、想象、拟议、安排、格套、气魄、光景等。个体对这些均需加以细致体察,克服净化,以使心灵回归本来的合理状态。从这种道德严格主义可见心性功夫的鞭辟入里。
不离日用,直造先天
儒家主张在日常生活中操存涵养,转化身心,而与西方修身传统强调世俗生活与神圣生活的对立不同。历史上西方宗教传统的精神修炼,如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所言,是割裂神圣与世俗生活的。儒家则主张“事上磨练”,认为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是做功夫的契机,将尘劳烦恼当作修炼的场域。人要时刻警醒,在忧患中动心忍性,努力实现“造次、颠沛必于是”。因此要“于人情事势物理上做功夫”(《陆九渊集》),“随处体认天理”(《甘泉学案》),“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别诸生》)。
这种对日常世界的肯定,不会追求一个所谓的“上帝之城”。内心的操存涵养、心灵明觉的体认,在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的痛痒相关中才真切。即使是由扬弃佛道而来的“归寂”“主静”等功夫,其对现实生活的摆脱也不过是暂时隔离,而非对人伦日用的拒斥。“究竟功夫”必须在现实生活中成就,“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传习录》)。
何以功夫不离日用?这可以从明儒王畿“三悟”的分别来理解。在王畿看来,从言语文字所得的知解,叫“解悟”;通过“习静”的修养方法得来的,叫“证悟”。“解悟”是文字知解;“证悟”依赖于环境的安宁,而一旦置身于纷繁缠绕的事务之中,内心的平静就不免被打乱。他所强调的“彻悟”则是从日常的人情事变入手,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无论外在环境如何纷繁缠绕,总是可以应对自如,左右逢源而气定神闲。犹如荡涤净尽的清水,“愈震荡愈凝寂”,再无沉渣泛起之虞。从实践效果看,不离日用的功夫最根本最究竟;从价值取向看,德性功夫就在日用生活中成就,不放弃社会关怀,不脱离人伦日用,在生活中时时心存仁义礼智,追求“义精仁熟”“直造先天”的最高造诣。
功夫所至,本体呈现
中国哲学自始主张本体与现象不二,不离现象求本体,而与西方哲学的本体现象二分不同。唐君毅先生指出:“假设我们不能见本体,其咎不在现象之遮蔽,而在我们本身之自作障碍。于是,撇开现象之努力,必然化为祛除自身习气的障碍之努力”。虽然中西哲学的本体意涵各有侧重,不过可以在形而上学中得到统一。
就形而上学而言,中国哲学的“本体”聚焦心性本体,即生命心灵的主体,而西方哲学话语中的Substance偏重客观实体。依照中国哲学主流的预设,人性并非“有善有恶”的复杂特性,更非如西方宗教所言,带有“原罪”的“本性”。相反,人性是内蕴着崇高人生理想,具备成就圣贤潜质的“天性”。因此,中国古代哲学家大多主张“性善”,认为普遍的人性(心性本体)存在于个体当中。不过本体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在个体中实现,还需要自觉的修养功夫,来促进本体完整地实现。陈来先生指出:以功夫促进本体的实现,也可以说以功夫参与本体的构建,用传统的话说就是“道体”以“体道”证成。这一体道的过程,古人称为“与天地参”。参与天地化育、参与大化流行,“参与”的传统是十分中国的。心学传统中往往强调心性本体与修养功夫合一,没有独立于功夫论之外的心性论。如陆象山讲“心即理”的本心是本体,如何“发明本心”则是功夫。
中国哲学本体功夫合一的看法,在明代儒学中得到充分表达。如阳明学发展出“悟本体即功夫”“由功夫以悟本体”两种路径。思想家有很多“即功夫即本体”的讲法,如“不识本体,皆差功夫也;不做功夫,皆假本体也”(《高子遗书》),认为“离功夫外无本体”“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其本体”(《明儒学案序》)等。这都是强调通过种种明心复性的功夫,恢复心灵本来的清明状态,就可以使先验的道德本体朗现。
研究和创新发展功夫话语,有重要的文明价值。功夫在中国传统哲学脉络中有自身的论述形式和信念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遍性的缺失。传统功夫思想蕴含深厚人文精神,其重视心性修养、强调日用常行、追求体用贯通等特质,使之在当代仍有普遍适用性。加强研究阐释,促进其现代转化,并将其翻译和解释为其他文化群体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哲学话语,可以在个体的自我修养、人的全面发展、文明进化等领域展示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普遍价值,发展应对普遍性问题而又彰显文化主体性的哲学话语。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