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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爱莲说》的经典化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4-07-22 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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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彭 敏(西南石油大学汉语国际教学中心副教授)

  北宋周敦颐(1017—1073年)的《爱莲说》自南宋后为历代学人所推崇,明清以来更是成为童蒙皆诵的经典之作。而《爱莲说》在周子生前并不为人所知,其经典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有着以石刻凝定文本、以评议确定价值、以选本扩大传播等多方面因素的助推,其背后更是隐藏着道统观念下,传统学界对“文以载道”观的基本认同与对儒家主流文化的自觉维护等深层文化动因。

  石刻上的《爱莲说》

  《爱莲说》的文本几乎不存在争议。因为周敦颐在创作之初便以石刻形式对《爱莲说》的文本进行了凝定,这为其经典化提供了基础。《爱莲说》首先为周敦颐自己所珍视。朱熹《书濂溪先生〈爱莲说〉后》云:“右《爱莲说》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尝以‘爱莲’名其居之堂,而为是说以刻焉。”又云:“会先生曾孙直卿来自九江,以此说之墨本为赠。”墨本即碑刻的拓本。这说明周子居虔州时曾以“爱莲堂”为居室命名,并作《爱莲说》刻石于堂前。

  《四库提要》称周子“词章非所留意,故当时未有文集”,以致其诗文十不存一。周敦颐不留意于收集词章,却乐于刻石诗文。通过检索《濂溪志》、金石典籍及各地方志,可统计周敦颐在家乡永道两州及任官各地至少摹刻了7篇游记诗与15则游记题名。这与传世《濂溪集》中的存诗28篇、文5篇相比,已非少数。

  不过需要甄别的是,山野中的就石刻碑与家居时的买石刻碑在创作动机上迥然不同,前者多是游踪所至,即兴为之,后者则必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慎重为之的结果。《爱莲说》显然属于后者。周敦颐将《爱莲说》刻石于堂前,既有自勉之心,亦有自得之意。此种心态必然让周子在创作之初便十分审慎地对待刻石篇章的文本。

  《爱莲说》的刻石,对其经典化的开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这表明《爱莲说》是一个被慎重对待的严肃文本,经过作者反复地推敲与凝练,其文辞、结构、意旨等各方面已达到最佳状态;其次,《爱莲说》在创作后便被刻石,及时地形成了凝定文本,几乎杜绝了一般纸本在传抄过程中的讹误失真情况;第三,后世文人在接受《爱莲说》时,不断对其进行翻刻与仿刻,加深了其文本的凝定与传播;此外,也因其刻石,《爱莲说》才能得以保存并流传到南宋朱熹手中,并由朱子的推介而为世人广知。

  阐释中的《爱莲说》

  后世学者中,朱熹率先关注到《爱莲说》的价值。据其《书濂溪先生〈爱莲说〉后》,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立濂溪祠,刻《太极图》于石,刻《通书》遗文于版,以“爱莲堂”寓名祠内池馆,并重刻《爱莲说》于壁间。此举无异于将《爱莲说》与周子的经典理学著作《太极图》《通书》置于同等地位,其意义不可忽视。朱熹虽未直接评价,然称凭此《爱莲说》,“庶几先生之心之德,来者有以考焉”,表明朱子认为《爱莲说》可全然体现周敦颐的心性德行,对后世学人大有典范意义,故需重刻以示来人。

  得到朱熹的认可后,《爱莲说》随即受到宋儒的广泛关注,成为一个被热烈追捧的文本。朱熹高足陈宓作《续爱莲说》,沿着周子以莲喻君子的思路,指出莲花有六美,百卉不可与之同语;林希逸《咏莲花》诗铺写莲的丰姿与清仁,末云“因思《爱莲说》,稽首百世师”,“何人斯取斯,有道者似之”;黄震《黄氏日钞》称《爱莲说》“使人知天下至富至贵、可爱可求者无加于道德,而芥视轩冕、尘视珠玉者也”;王义山自建书堂,刻《爱莲说》于壁,作《君子堂记》阐说莲的四种君子品性,等等,诸人皆从不同角度对《爱莲说》的道德意义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史绳祖《周子〈爱莲说〉如屈原〈橘颂〉》云:“濂溪周子作《爱莲说》谓莲为花之君子,亦以自况,与屈原千古合辙……咏橘、咏莲皆能尽物之性,格物之妙,无复余蕴。盖心诚之所发,越万物皆备于我之所著形。”将心性修炼与文学创作中的体物尽性相联系,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对《爱莲说》作出了新的解读。

  选本中的《爱莲说》

  历代典籍的编选与著录也从侧面印证了学界对《爱莲说》的评价态度,同时也扩大、深化了《爱莲说》的传播。南宋以来大量总集选本著录了《爱莲说》,其中有几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南宋之前,各大类书花卉类诗赋作品多以时序胪列,南宋编选《爱莲说》的《全芳备祖》《事类备要》亦是如此,而《事林广记》却独选《爱莲说》作为莲花诗文代表,《事文类聚》荷花门虽杂选诗赋,亦以《爱莲说》为首,此况至明清两朝则更甚,《爱莲说》已成为赋咏莲花的代表作,莲成为君子的代称,此前的美人意涵几乎荡然无存,莲花的君子意象被牢固地确立了。二是南宋已有学者将《爱莲说》编入训课童蒙的选本,如熊刚大作注的《性理群书句解》颇为简明,即为童子所作,之后明清至今的童蒙课本中《爱莲说》则为常文。三是选本如明代《文章辨体汇选》《宋四子抄释》等皆选《爱莲说》,金石总集如清代《八琼室金石补正》《金石文编》等著录各地所刻《爱莲说》碑,志书如南宋《方舆胜览》《舆地纪胜》及明清各地方志不仅著录《爱莲说》文本,对各地爱莲池、爱莲堂、爱莲亭、爱莲轩等相关景物亦皆有记述,而历代论及《爱莲说》的文集更是不可胜数。当然,阐释、编选、著录《爱莲说》的学人多是理学家,凭借他们的努力,《爱莲说》在明清两代最终完成了其经典化。

  “文以载道”的《爱莲说》

  《爱莲说》的创作与刻石是周敦颐对其“文以载道”说的实践,而后人对《爱莲说》的高评与选编则是对周子“文以载道”的认同。

  魏晋南北朝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学自觉、独立的时代,这种独立在文笔之辩与声律讨论中主要表现为对文学形式的强调。而对文学“独立性”的强调与创作内容的净化,客观上对文学创作形成了愈加窄化的限制。将文学片面地理解成对单纯审美意义的追求,文学气格的卑弱柔靡则不可避免。因而唐宋时期对此有长时间的讨论与矫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文道观”的探讨。因为文学发展遭遇困境,儒学又在佛道夹击下陷入“危机”,故而中唐韩愈提出了“道统”与“文以明道”说,而宋初周敦颐则开创了理学并提出了“文以载道”说。

  周敦颐《通书》“文辞”云:“文,所以载道也……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学界多认为“文以载道”是重道轻文,但此说批评的是魏晋以来的“文辞”专攻“艺”(即形式)之“弊”,而肯定了“艺”之美有激发读者之“爱”,进而“传”的功能。周子强调的是“道德”与“文艺”的不可偏废,与之后二程所提的“作文害道”说有本质区别。朱熹认识到了这一点,故而在《通书注》中为之辩云:“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则不待艺而后其文可传矣。周子此章,似犹别以文辞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长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发之,则亦不能传于远矣。”认可了周子对于文“艺”的肯定。之后南宋艾轩学派虽源出二程,在文道观上却仍回溯到周子的“文以载道”观,其集大成者林希逸《陈西轩集序》云:“士莫难于知道,文直寄焉尔。因其所寄,而后知者存焉,然则文亦不可忽也。”算是对“文以载道”说的另一注解。朱熹、林希逸等皆晚出周子、二程,其文道观都明显倾向于周子而对二程作了纠偏。

  周敦颐作《爱莲说》是对其文道观的实践,以“艺”载“德”,而朱熹及后来之学人重刻、阐释、编选《爱莲说》,同样是中意于《爱莲说》在道德与文艺上的统一,将之视作儒家文学创作之典范。《爱莲说》的经典化过程实则是儒家“文以载道”观不断地为学人所重复认可、选择与维护的过程。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22日 13版)

[ 责编:邱晓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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