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

　　光明日报记者 张玉梅 于园媛

　　“人性有多丰富，艺术便有多丰富。”

　　“读书养德，观史知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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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大箴曾经用清秀的毛笔字写下一句句艺术与人生“箴言”。7月25日，这位引领中国美术事业发展的美术理论家、艺术教育家、艺术家，在北京逝世，留下了满园桃李、等身著作和丰厚艺术遗产。

邵大箴 资料图片

　　“邵大箴先生的逝世，是中国美术事业和美术教育事业的重大损失！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美术发展的亲历者、参与者，改革开放以来美术理论领域的重要组织者、领导者，邵大箴先生立时代潮头，投身美术现场，在美术历史、美术理论和评论领域的著述极为丰富，具有广泛的文化影响和深厚的学术价值。”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是邵大箴的学生，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如此说道。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正在热烈展开，为推动中国美术教育发展，国家公派一批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艺术。1955年，21岁的邵大箴成为那群青春勃发的年轻人中的一员，并于1960年毕业后回国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回忆道：“邵大箴留苏回来就给我们上课，他当时和我们差不了几岁，讲得非常好，我们印象非常深刻，他具有辩证的思维和开放的视野。”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艺术史论家，邵大箴的工作对中国美术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启蒙与奠基性的作用。

　　留苏回国之后，邵大箴一边教学，一边以宽阔的学术视野译介艺术西学，阐发深刻见解，尤其在改革开放时期为中国美术借鉴外来艺术洞开了朝向世界的窗口，开拓了世界美术研究新的领域。薛永年说：“邵师是新时期美术史论批评的开拓者和领军者，是我们后辈的引路人，是美术史论批评的先导，是提携扶植晚辈的伯乐，是得先机、讲真话、团结各路美术家、有容乃大的智者。”

　　邵大箴的学生、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徐涟仍然记得邵先生为修改学生论文而写下的密密麻麻的字迹，仍然记得那些严格要求与谆谆教诲。“邵大箴先生是令人景仰与敬重的学者，他谦和的性格，儒雅的风度，显现出一位人文学者的深厚情怀与人生境界。”徐涟说。

　　《雾里看花——当代中国美术问题》《艺术格调：邵大箴论艺术》《西方现代雕塑10讲》《现代派美术浅议》《传统美术与现代派》《古代希腊罗马美术》《美术，穿越东西：邵大箴自选集》……一本本著作，诠释着邵大箴对当代美术发展的思考。

　　范迪安如此评价邵大箴的学术成就：“他学贯中西，对中外美术史进行系统研究，凸显出宽阔的历史视野和对美术发展规律的把握；他在理论上深刻思考，史、论、评相互贯通，所言所论阐发学理、评之有据，充满历史感与当下性的统一，体现出理性分析和激情交织的学术品格。”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美术》杂志原主编尚辉说：“邵先生是继王朝闻、蔡若虹等理论大家之后，把中外美术史论融会贯通、解决当代中国美术理论问题的理论大家，提出了一系列适合国情发展的重大理论命题。”他满怀深情地回忆，邵先生在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执掌《美术》《美术研究》等重要理论期刊期间，始终能够把研究艺术创作的现实问题与理论探索结合起来，把握方向，引领当代中国美术发展。

　　“一定要既保守传统又扩大视野，它们彼此结合，不能偏向任意一方。一味保持传统就难以发展，一味向外开放，就缺失了根基。”邵大箴曾表达自己的艺术立场。

　　徐涟说：“邵先生凭借着对传统的不断深入和对艺术规律的深刻洞察，令人信服地做出了自己的艺术判断与理论总结，这是构建当代中国美术理论话语体系的重要成果。”

　　邵大箴在教书育人、编辑杂志、著书立说之余，也勤于绘画和书法。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他的水墨画淡泊纯净，天趣盎然；他的书法简淡自然，含蓄内敛。

　　亲友、后辈们都说，邵大箴平素待人随和，为人真诚，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他在《学术自述》中说：“我从事美术史论学习和研究也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但惭愧得很，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这是一位中国美术界泰斗的谦逊自陈，其虚怀若谷的品性，为人、为师、为艺的态度，令人仰之弥高，思之弥深。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26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