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子

　　岳母从乡下来到了省城我的家中。妻子说，接她来享几天福。

　　说起来，我跟岳母挺有缘的。

　　当年我二十出头，在故乡当老师。暑假开学前得到调令，要从坪洲小学调到周家小学。虽然坪洲到周家仅4华里，然而赣江以西的乡村岔道多，村庄大多相似，我骑着单车，带着箱子铺盖，在一个岔路口踟蹰。就在这时，碰到一个大婶挑着豆腐担子经过，我赶紧上前问路。经她指点，我顺利地到了周家村，在被稻田环绕的小学校卸下了行李。

　　大婶后来成了我的岳母。有时想，她是不是老天爷派到路口等我的？

　　开学了，她的小儿子周冬明成了我的学生。我与她慢慢有了接触，去她家家访，或者感冒咳嗽了，去她家看病、拿药——我后来的岳父是村里的医生，负责一个村庄的医疗。然而去她家，更多的是为了吃她做的豆腐。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豆腐，然后挑着担子在附近的几个村庄叫卖。在学校食堂，每天早上都能吃上她做的豆腐，学校里从未有人说吃腻了。她做的豆腐，滑顺，鲜嫩，黄豆味儿足，再放点青椒、葱花，难以形容有多好吃，那味道我到现在也忘不了。

　　靠做豆腐、养猪（豆腐渣是最好的饲料）、开诊所，加上种地，她家成了周家村一等一的家庭。

　　她话不多，总是埋头做事，从没见她闲下来。她的眉目是温软、和善的。这样的女人，也是村里一等一的女人。

　　在乡村教书，青春无着，我开始写诗。诗零星地发表、获奖。给学生上课时，我偶尔会朗诵自己写的诗。可能是周冬明回家告诉了父母，她便知道我写诗。我不知道诗在一个农妇心里是个啥，但她常常向她的大女儿提起：“曾老师诗写得好呢。”

　　这就是我后来的妻子，那时她还在师范读书。毕业后，分配到中心小学当老师。她是中心小学老师，而我只是村小老师。追求她的人很多，可她偏偏选了我。我想，这或许和她母亲经常念叨我会写诗有关。诗在她们心中或许意味着才华、善良、独特。

　　后来我一直在努力，因为写作，进入县城机关，又调到了省城文化部门，之后继续写作、出书。我想，我这么努力，潜意识里，可能是不愿辜负岳母的那份信任吧。

　　时光不居，几十年工夫，姑爷成了老姑爷，岳母也成了老岳母。她的大儿子接了岳父的班，做了乡村医生。小儿子，也就是我的学生周冬明，考上了大学，现在成了石化系统的工程师。妻子随我调到省城。妻子的两个妹妹也都成了家。孩子们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一辈子操劳的岳母，也该享清福了。

　　可是她在我家根本闲不住。我们上班，她在家洗衣服、拖地、给花浇水，还有买菜、洗菜、切菜、煲饭，啥活儿都做。

　　我们劝她，现在生活好了，根本不需要她做事。可她不听，依然手脚不停，说闲下来骨头都不舒服。

　　每天一回家，米饭熟了，菜切好了，衣服从衣架上收下来了，整整齐齐地放在沙发上。

　　晚饭后，电视有响声了，家里有了人气儿。以前，我们家的电视基本不开。岳母爱追剧，特别爱看年代剧和都市情感剧。我有时会陪她看几集，和她一起讨论剧情。

　　我们与邻里的走动也多了起来。在小区住了好几年，上下班回家就把门关上，同楼层的邻居都没有交往，顶多是等电梯时遇见了笑一笑。而岳母短时间内就有了很多朋友，她会告诉我们这栋楼许多邻居的故事。每次和岳母出门，竟然有不少邻居和我们打招呼。

　　原来，我们的家琐碎、庸常，就是个睡觉、吃饭的地儿。现在呢，好像有了一丝庙堂的意味。以前我经常在外面胡吃海喝，现在下了班就想早点回家，与岳母一起吃饭，聊聊家常什么的，觉得这才像个家。

　　我有一双拖鞋，蓝色的，塑料质地，放在家中进门的位置，每天我回到家脱下皮鞋就穿上。买了有些时日了，一只拖鞋的鞋面有点开裂，我寻思着哪天扔了。可有一天我发现，拖鞋的裂口被缝合了。不用说，那是岳母的手艺，是那双做出顺滑鲜嫩豆腐的手缝上的。

　　那是十分整齐的针脚，左右两边完全对称，在创面上十分严谨地交错而行，看得出补鞋人的耐心和技术，乃至对生活的态度。针线不仅缝合了裂口，还给拖鞋增添了一种特别的美感。那是一种古朴的美，它来自乡村，来自距离现在并不遥远的旧时光。它让人想起贫穷、苦难，也寓意着节俭、惜物、忍耐与安妥。

　　那也是一条道路，每一个针脚都通往我们的来路。看着它，那些卑微、贫寒却又情深谊长的过往立即浮现眼前。

　　岳母来我家，怎么还带着针线？她应该知道，我家几乎没有针线的用武之地。我想，这正是缘于岳母勤劳、节俭的天性。

　　恰好赶上母亲节，我给这只拖鞋拍了张照片发在朋友圈，写上了这样一句话：“一只裂口的塑料拖鞋的针脚里有母亲。”结果引来众多朋友围观。他们纷纷赞叹针脚的细密，甚至有人说，看着针脚流下了眼泪。

　　我竟十分稀罕这只鞋子。因为岳母的针脚加持，原本普通的它充满了温度与情义，仿佛祖传的宝物一样珍贵。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02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