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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宗瑞冰(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副研究馆员)
中晚唐诗坛上有一大批诗人耽于吟苦,除了众所周知的孟郊、贾岛外,曾经入仕、一度显达的韩愈、张籍、姚合等人,也多有吟苦诗。吟苦诗这等戚戚之文究竟有何魅力,本文试从吟苦诗的内涵、风格以及功能几个方面来探究。
吟苦诗的丰富内涵
中晚唐诗坛的吟苦诗内涵颇为丰富,既有反映生理和安全需要的生活之苦,也有精神之苦。其一是吟生活之贫苦。中晚唐吟苦诗人多穷士,尤其多科举穷士诗人,出身孤寒,屡屡落第或终生未第,如雍陶“少贫”;马戴“苦家贫,为禄代耕”;任蕃“家贫吟苦”;方干“家贫”;张乔“咸通骑驴之客”;张蠙“初以家贫累下第”;周繇“家贫”;李洞“家贫”,因此诗中所吟生活之苦即是对自身境遇的真实书写。举凡怀友、赠寄、书怀、送别、感时、闲适、山水田园、唱和等各类诗,“吟苦”从未缺席。如孟郊《秋怀》诗:“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秋至老更贫,破屋无门扉。一片月落床,四壁风入衣。”姚合有“小市柴薪贵,贫家砧杵闲”(《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五);张籍有“老大登朝如梦里,贫穷作活似村中”(《书怀》)等。其二是吟仕途之苦。仕途偃蹇之苦,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士最深切的痛苦。中唐以后大多数诗人皆处于穷愁困顿不得志的状况,如孟郊虽有很强的功名心,却一生沉沦下僚;李贺虽才高,但连参加科考的资格都没有。张籍年近五十还是一个小太祝:“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病眼街西住,无人行到门。”(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苦吟诗人贾岛,为功名还俗,数度应举都连败文场,一生穷困潦倒,诗歌中充满了对人生不幸、仕途的绝望,如《叹命》诗:“三十年来命,唯藏一卦中。题诗还问易,问易蒙复蒙。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影孤别离月,衣破道路风。归去不自息,耕耘成楚农。”三是吟精神之苦。孟郊、贾岛诸人诗中充塞着怀才不遇的愤懑、忧伤,下第的苦闷,对世态炎凉的讽刺;姚合早年的武功体诗歌充满着久任远县卑职的寂寥和苦闷:“作吏荒城里,穷愁欲不胜。”(《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十四)“不自识疏鄙,中年住在城。过门无马迹,满宅是蝉声。”(《闲居》)李贺借诗歌宣泄心中的郁愤苦闷:“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此外还有漂泊流离的伤感,对社会动乱边塞不宁的批判,对历史的反思,隐逸情怀的幻灭等精神领域的苦痛。
吟苦诗风的差异
同是吟苦,然诗风有异,大体上中晚唐诗坛的吟苦诗呈现两派:一派如张籍与姚合,以“苦”来抒写自己的闲适、疏野的性灵,呈现清雅、含蓄的特色;另一派如孟郊、贾岛,因苦而写苦,呈现险峻峭拔、僻寒险奥之风。
张、姚一派的“吟苦”诗语言平淡,少奇僻之语,诗风平淡简净、清雅含蓄。写缺衣少食、居无安身之所、仕途偃蹇等“苦”,都平平道来,没有愤激之色,甚至还有闲适、自在的情绪在里面。他们以“苦”来抒写闲适疏野的性灵,虽“贫富常交战”却“道胜无戚颜”(陶渊明《咏贫士》)。如张籍有“终朝自在贫”之语,即以一种相对淡然的态度对待贫困的人生、生活,写其仕途之偃蹇、怀才不遇之窘涩,不直接宣泄愤懑,而是借羁旅行吟来抒写多年奔波劳苦而无所获(《羁旅行》);借咏物——古钗,来暗喻自己如古钗一般不遇于时(《古钗叹》)。姚合的《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主要就是吟咏自己安闲、淡泊、疏野的生活趣味和生活经历,把吟苦当作一种生活逸致、品味来写,以“苦”来标榜自己的闲适、疏野。
孟、贾诸人多以锋锐凌厉的语言,呼天抢地的悲号、质问甚至哭诉自己贫病生活中的琐细、蹇涩仕途的苦闷等,多因苦、感苦而写苦,他们的吟苦诗“词旨酸怆,几于怨矣”(《剡溪漫笔》),峭拔怒张。如孟郊诗:“饥鸟夜相啄,疮声互悲鸣。冰肠一直刀,天杀无曲情。”(《饥雪吟》)以及《老恨》《叹命》等诗,被视为“寒虫夜号”“穷如秋露”,气促词苦。贾岛更甚,善写其贫苦生活的琐细寒俭之事,营造一副苦寒景象,如“近日营家计,绳悬一小瓢。”(《寄乔侍郎》),其《客喜》《朝饥》等诗,被评为“气韵幽寒,骨响崎嵌。”总之,吟苦诗风固有差异,然所吟都是坎坷穷苦的生活,是为广大底层苦难民众发声,也是对千百年来儒家“诗言志”的继承。
吟苦诗的功能
“吟苦”诗作为曾在中晚唐诗坛风行一时的创作风尚,与贞元、元和之后险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此时的唐王朝已经积重难返,朝政败坏,文人有深重的忧患感与惶遽感,多数文士的生活状况并不如意,所以便形成了自述困境愁怀的诗风。
吟苦诗具有“安慰剂”的诗学功用。诗人以自叙苦难来消解贫困生活、仕途偃蹇带来的心理压力,以求精神上的超越和升华,探求摆脱苦难的精神手段。对此肖占鹏先生曾言“韩孟诸人主张‘吟苦’是以抒写一己之穷愁不遇为宗尚,在客观上使诗歌导向了较为自觉的主观抒情,强化了诗歌的抒情功能。”(《韩孟诗派研究》)可见“吟苦”正是诗人发挥诗歌“勉”“慰”功能的具体运用。纵观这时期的主要诗人韩愈、白居易、张籍、孟郊等都有困窘之时:韩愈、白居易有被贬斥的经历,孟郊参加科举多年不第,张籍在太祝之职上十年不调。因此中晚唐诗人的吟苦诗,既是诗人对自己生命体验的摹写,也是诗人对自己的安慰、劝勉,以消解社会、生活带来的各种压力。
吟苦诗也是中晚唐诗人们摆脱社会角色、立足个体生命存在体验的一种反映。人既是个体的生命存在,又是社会整体的一分子,自我个体与社会角色两种不同的体验方式左右着作家的创作。在社会趋于稳定、社会意识形态呈高度一体化的时代,文人学士在飞黄腾达、春风得意之时多写社会角色意识占主导的应景酬唱之作,只有在仕途失意、坎坷流离之时,才写出表现自己个体生命体验的诗作。因此初唐的宫廷御用文人多精工雕琢的应制诗,而中晚唐出身寒门的韩孟张贾诸人,多呻吟和嗟叹自己的不幸,“吟苦”是中晚唐诗人个体生命体验的真实写照。
吟苦诗源于中晚唐诗人的“缺失性体验”。“马斯洛讲人有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这些需要的未能满足,都是个体的缺失,都可能导致缺失性体验。”(《现代心理美学》)这些不同层次的需要得不到满足,都可能导致作家产生一种缺失性的体验,从而激发作家与此相关的创作欲望。中国文学史上处于缺失状态的作家、诗人不胜枚举,如司马迁有“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这些都力证了人生的缺失是创作的动因。中晚唐诗人之所以纷纷吟苦,都是因为自我无法实现,甚至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吃、穿、住、行等方面都得不到满足,无法保证基本的生存,所以才对这种缺失体验反复吟叹。
这种吟苦、穷、愁的戚戚之文是慎为还是可为呢?欧阳修从正气节操修身的角度,告诫不要作戚戚怨嗟之文,否则与庸人同流,丧失了应有的崇高气节:“又常与安道言,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与尹师鲁第一书》)可见他对所谓的穷愁之语并不赞同。然而结合上文对中晚唐吟苦诗的功能来看,所谓的穷愁之语对缓解诗人心理压力,劝慰诗人的精神人格,消解社会生活压力等方面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戚戚之文是可为的,一定程度上它可缓解各种困顿磨难带来的挫折感,帮助人们重拾信心、战胜挫折。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19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