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

　　作者：张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数智技术的狂飙突进给当代资本主义带来双重挑战：推动全球技术主导权重新洗牌的同时，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结构性矛盾的系统触发。近年来，伴随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普遍使用，围绕“技术封建主义”的讨论在西方学界兴起。技术封建主义现象的出现，是数智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垄断、技术霸权、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的结果，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内在痼疾与弊端，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难以克服的治理挑战。

　　技术封建主义的兴起与“从契约到身份”的退步

　　技术封建主义描述了这样一种愈加明显的趋势：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资本主义并未如其承诺的那样走向一个更加平等和自由的未来，反而内在矛盾进一步凸显，出现了类似于封建时代的形态——少数科技巨头或平台企业像封建领主一样掌握了大量数据和权力，而普通用户则像农奴一样被束缚在这些平台上，失去了对自身数据和劳动成果的控制权，呈现出一种前现代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等级。在新技术经济崛起和技术寡头政治的作用下，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正在退回某种意义上的“封建主义”。技术封建主义是一个综合性概念，至少包括以下内涵：

　　“数字圈地”。平台垄断导致数据产权的集中化和排他性，数字平台企业通过构建多平台的体系和配套的终端体系，占有更多网络领土并攫取数据产权，形成了新的垄断。算法是确认数据产权的“围栏”，其精确测量和提取数据生产者新创造的价值，并通过隐藏的业务排斥、非公平定价等方式保持排他性。在西方，超级技术平台占有全社会主要的财富增量，如美国“七巨头”的市值就占据了美国整个股市市值的23%。

　　“数字地租”。数字技术推动了基于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品牌、专利、数据）的垄断，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在这个曲线中，设计与研发以及销售与服务环节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而生产环节的利润则在不断减少。这种基于无形资产的垄断推动了租金的转移，使租金取代了利润，少数企业能够通过租金获得更多收益。

　　“数字依附”。平台企业通过算法治理，对用户进行自动化的管理，剥夺了用户的反身性空间，即挑战现实的能力。这种治理形成了一种算法与自动化社会控制，使得数据生产者在数字领地内经受着类似于封建时代的人身依附关系，完成无偿或不稳定的工作，处于被剥削的地位。

　　“数字领主”与“数字农奴”。科技巨头建立了对数据产权的控制，以此占有原始数据生产者的经济收益，并逆向控制其社会交往，自身则成为寄生的收租者、封建领主式的食利者，完全依赖于数据生产者的创造。技术封建主义可能导致社会阶层固化，其中新的统治阶级掌握国家货币和非市场领域，通过“赢者通吃”制造社会断裂，加剧社会不平等和阶层固化。

　　可见，“技术封建主义”的概念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用以观察和描述新技术环境下的重大经济社会和政治现象，以揭示这些变化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政治、经济秩序的深远影响。英国历史法学派奠基人梅因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现代社会取代封建主义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将人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家族关系束缚下解放出来。而技术封建主义之下，新科技革命与数字经济增长的成果被限制在“数字领地”之上，经济难以实现持续增长，更未导向全民共享，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矛盾日益加深乃至尖锐对立——数字身份的确认反而导致了要素垄断、平台依附和反向控制，带来一场“从契约到身份”的退步。

　　技术封建主义的弊病无法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被克服

　　技术封建主义现象的根源在于对包括数据、技术在内的新兴技术资源的集中化占有、掌控和利用。克服技术封建主义，需要许多具体条件，包括数据资源的所有制形式、数字技术的利用方式以及针对数字技术的治理形态。技术封建主义符合资本主义的原则和逻辑，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体系内生的产物，因而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应对挑战、克服问题的必要条件终究无法真正建立起来。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集中在少数私人企业手中。数字技术的加持，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资本集中的规模和速度，形成了新型的集中和垄断。西方媒体时常议论的市场“虹吸效应”，多数情况指向新兴科技巨头形成的“赢者通吃”“强者愈强”的经济发展效应。当前，科技巨头不只是西方世界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已成为整个经济体系的核心节点。而相比传统企业，西方政府对这些科技企业的发展依赖程度更高，尤其是在推动科技创新和提升竞争力等方面。这种高度依赖，导致政府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管政策来应对技术封建主义问题。

　　与此同时，大型科技企业不仅控制了海量数据资源和平台架构，强化了对公众和用户的控制，而且据此分割了大量原本属于政府的公共职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了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一方面，数据和技术资源的垄断是科技巨头确保其市场竞争地位和巨大政治影响力的关键，唯有确保这种垄断能力，才能确保自身对其他力量甚至对国家政权的掌控权，因此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放弃这种权力，更不可能将之转化为社会共享资源；另一方面，尽管社会不平等状况不断加剧，且科技巨头进一步固化了这种社会分化结构，但资本主义国家却并未展示出治理和监管意图，其政治体制更是在应对科技垄断和数据治理问题上显露出巨大缺陷。科技巨头通过游说、政治捐款等方式，影响政策制定者，使政府难以对这些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管或进行深层次改革。不唯如此，一些科技巨头运用先进的技术能力，操控立法和舆论，甚至干预国家选举和重大政治安排，目的就是为自身谋求更加宽松自由的发展环境。当今世界，主要西方国家针对数据垄断或过度集中的立法依然滞后于现实需求，这背后除了大型科技企业的积极游说，也有许多科技企业强化了自身的国际性运作，进一步加大了政府监管的难度。可见，技术封建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和固化，原本就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本体呈现；新型资本、技术垄断、政治割裂多重因素的复杂交织和持续堆积，必将触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结构性矛盾的系统爆发。

　　《光明日报》（2024年10月1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