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火传薪·纪念董希文诞辰110周年】

　　作者：陈青青（中央美术学院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在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中，董希文是一位为中国油画艺术和美术教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艺术家。今年是董希文诞辰110周年，他的杰出成就和艺术精神是中国近现代美术的重要财富。特别是他提出的“油画中国风”，不仅对中国油画的民族化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更在中国美术现代发展的道路上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苗民跳月（油画） 董希文

百万雄师下江南（油画） 董希文

　　继承吸收民族传统

　　1956年，原文化部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全国油画教学座谈会，董希文在会上作题为《从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谈到油画中国风》的报告时说：“要把这个外来形式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并使其有自己的民族风格”，“油画中国风，应该是我们油画家努力的最高目标”。1957年，《美术》杂志发表了同名文章，亦成为董希文全面阐释油画民族化的重要理论。

　　对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敦煌艺术的研摹与精神浸淫，打开了董希文构建油画民族化的整体性脉络视野。1943年，董希文远赴西北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对比他1943年前后的作品，我们可以很明显感受到他在绘画方式上的转变。例如他创作于敦煌时期的作品《云南驮马图》，整幅画运用长卷的形式铺陈展开，以多时空交错重叠的叙述方式，记录了他在云贵地区亲身体验的西南民生景象。画家用大量赭石色作为基底，通过平面化的方式表达物象，人物造型稚拙朴实却生动鲜活。另一幅作品《苗民跳月》则在用色上更加大胆、明快、鲜艳。董希文先用线描的方式画出粉本，又将画面中人物、动物、景象等夸张整合，表现出云贵苗族地区人们在万籁俱寂的夜空繁星下起舞欢歌的场景，充满节奏感与动态感。

　　董希文在敦煌时，一方面沉浸于临摹整理大量敦煌壁画，总结不同时期尤其是莫高窟北朝传统壁画的技法特征，并将其转化在自己新的创作中；另一方面，他广泛搜集写生西北地区的风土景象，对敦煌地区及肃北、阿克塞等地的少数民族生活有了直观且深入的了解。可以说，董希文在敦煌时期从历史的深度和现实的广度建立了对西北地域人文遗产的认识，这也成为他后来油画民族化概念的底色与核心基础。

　　此外，从董希文撰写的《从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谈到油画中国风》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绘画对他油画创作的启发，他对传统资源的深入论述集中于文化精神与传统审美性的阐发。例如，他将中国画表现方法概括为几个层面的“单纯”——“造型上的单纯”“色彩上的单纯”“内容上的单纯和结构上的单纯”，这不仅成为董希文绘画中装饰风格的直接来源，更扩大了20世纪中期油画的民族表现力度和传统美学维度。再如，在中国画价值体系的精神内涵上，董希文一方面强调中国画要“重规律、重法则”，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美学引导下的绘画观更加“重意境、重情调、重描写对象的精神气质、画家感情与个性”。而在形成油画民族化风格时，董希文倡导要有自觉、全面、深刻的现实体认和历史意识，从不同角度继承吸收，逐步形成兼具个性和创造性的“中国风”。

　　多艺术风格互融生发

　　兼收并蓄西方艺术并有效拓展中国油画表达方式，形成董希文油画中一种复合、多元、完整并契合中国文化独特性的视觉表述。他始终坚持认为，不能狭隘地理解“民族形式”，油画应当有多样的面貌，应当将民族化建立在多种丰富的风格基础上。

　　在学院油画人才培养中，董希文秉持“广收博采，兼收并蓄”的教学方针，在工作室的教学大纲里明确提出要允许“各种艺术学派、艺术样式、艺术风格和艺术方法”的兼容，要将油画的借鉴范围扩大到“‘文艺复兴’之前，‘印象派’之后；乔托之前，塞尚之后”。他强调“民族化”要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这在当时无疑是极具勇气和魄力的艺术主张。

　　《红军过草地》《百万雄师下江南》（又名《百万雄师渡长江》《百万雄师过大江》）《祁连山的早晨》等作品的探索表明，董希文汲取了古典时期、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绘画中现实性与浪漫性相结合的色彩运用方法；同时他也在思考，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在吸收、借鉴近代欧洲、苏联的历史画创作经验时，如何更好地保有主体性和民族性。从这些代表作品中可以看出，董希文的油画融合了西方绘画的各种风格元素与形式样貌，是一种艺术创作方法上的集大成，表现为各种差异对立形态在中国油画中的协调统一，诸多艺术风格互相渗透、互融生发，从而形成创作风格上的扩容与创新。这些都对油画民族化的风格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叙事与抒情结合的新路径

　　将现实内化为对于自然—生命—精神的情感抒发，既成就了有“现实”的绘画，也成就了有“温度”的绘画。在20世纪中国绘画的发展实践中，抒情传统得到了一种广泛维度上的延伸，董希文便将此运用到了描绘新社会、新现实和新环境的图像叙述中。正是因为“抒情”的介入，“革命”“主题”“历史”等这些宏大叙述才能具备极强的普及性和渗透力，调动和感召广大的中国民众参与其中。

　　《开国大典》是董希文油画民族化理论的典范之作，毛主席看到后称赞其“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画拿到国际间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这幅作品吸收了盛唐时期的壁画风格，充分体现了民族绘画的特征。董希文将重大历史时刻以明媚、欢快、温暖的笔调呈现出来，营造出空间开阔舒展而带来的视觉安定感，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油画新风貌。

　　《春到西藏》则通过对日常耕作场景、劳动人民以及自然风景的表现，达到对平凡精神力量的深情赞颂，犹如轻言细语的诗篇，将泥土、杏花、阳光等意象转化为对社会与国家欣欣向荣的期待。正如董希文自己所说，“表现出温和的春意”，“既是自然景象之春，又是心理上的政治之春”。

　　从《开国大典》到《春到西藏》，董希文不断身体力行，探索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新路径，强调要用艺术家的眼光“富于感情地观察，更富于感情地去表现”。他也进而明确了一种对于时代生活、外来资源和创作者个体方法三者互相融汇的思想意识，并且转化为表达自身现实感受的有力媒介。

　　通览董希文的艺术，可以认识到他广袤的精神世界和宽博的文化视野。他将敏锐的艺术感性和深刻的学术观念内化为对生活的体验、对现实的感怀和对民族文化精神的阐发。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一方面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油画教学，一方面在油画创作和发展上提出重大学术命题，以油画民族化、“油画中国风”为目标，在中国油画的现代发展历程中提出了最核心、最有价值的策略，并由此实现了对中国美学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效融合。这既是作为画家和研究者这一群体的文化自觉，更指向了一种展现油画民族气象与中国气派的理想路径。

　　董希文的作品从历史的现场提炼秩序与形式，从民族文化的意蕴流露光线与色泽，从鲜活的时代生活捕捉意境与诗情。他的艺术探索也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今天的油画如何赋予历史主题以宏阔的情境与典型的形象？现代中国的民族认同如何在国际性的理论实践互动中开拓新境？这需要以民族形式主导的现实主义绘画开风气之先，以崭新的民族美学意境为时代传神写照，从而以一种批判性和整合性兼具的思想资源来打开新的中国视野。在这一层面上，董希文厚重的艺术世界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最宝贵的启发。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08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