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俊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农村社会学是研究农村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中国农村在文化传统、社会关系、土地制度、政策执行、社会流动等多方面都具有鲜明特色。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而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变革，既对农村社会学发展提出新要求，也为建构中国自主的农村社会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新契机。农村社会学研究者应立足中国农村实际，探寻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现象的发生机理、发展规律、特色模式，提炼和完善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概念、范畴、理论体系，建构自主的农村社会学知识体系。

　　树立提炼农村社会学概念、范畴的自觉意识。任何一门学科，都是由概念和范畴建构起来的理论大厦。概念和范畴既是人们以往认识成果的结晶，又是认识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支点。社会生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只有不断变化、更新，才能准确解释客观事实。当前，农村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不少概念、范畴和话语来自西方社会学，由于其源于西方社会经验和社会结构，因而无法准确揭示中国农村社会实际。而“乡土本色”“熟人社会”等经典概念、范畴，则是在分析、解释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过程中提炼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新问题，如不同于传统婚嫁习俗和“从夫居”形式的“两头走”婚姻模式、受“祖业”观念影响形成的土地产权复杂结构等，但在农村社会学现有知识体系中却缺乏可供描述的概念和范畴。这都要求我们立足中国农村社会实际，提高从农村社会现象和实践中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的自觉意识。

　　创新有效解释农村社会现象的理论体系。西方经典的社会学理论总是强调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从而建构出“身份社会—契约社会”“尚武社会—工业社会”“社区—社会”“机械团结—有机团结”“乡民社会—市民社会”等二元分析框架，它们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时捉襟见肘。只有结合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结合传统农村文化等进行新的理论阐释，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转型期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为此，应深入中国农村社会内部去“理解中国”，分析研究农村社会变革的规律和机制，创新有效解释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理论体系。无论是从总体上把握农村社会特性，还是从微观领域理解农村社会某一方面现象的特性，如农民家庭形态、农村婚姻、社区形态等，均需如此。

　　充分运用田野调查等农村社会学研究方法。发展农村社会学，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农村实际，深刻理解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这就对研究方法创新提出了明确要求。当代中国农村正处于一个大转型、大变革的时代，解释农村社会现象、建构农村治理理论、提出农村建设建议，都需要了解农村社会、理解农村治理实践，而田野调查和经验研究至关重要。田野是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经验研究的场域。田野调查将农民的日常生活置于研究对象的位置，从而使理论审视成为可能。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通过广泛涉足、了解各种农村社会现象，在充分占有调查素材的基础上，建构、验证因果关系链条，在农村生活和治理的逻辑中结构化地理解农村社会的各种现象，把握各种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并通过关联性解析特定的现象。

　　多维度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基层治理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就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理论，就要深入研究阐释新时代以来党在基层治理方面的理论创新，并推进其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建构。例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围绕这一重大要求，农村社会学研究者既要遵循原旨原意进行理论阐释，也要结合基层治理生动实践，深入挖掘政治命题和论断背后的道理、学理和哲理。同时，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理论还须扎根实践，基于经验研究对农村社会治理机制作出描述和解释。当前，政策和法律自上而下的贯彻，是农民生活的基本面向和重要内容。因此，政策和法律治理已经成为理解农村社会的重要维度，成为建构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理论的重要场域。政策和法律是如何进入农村的，又是如何影响农村社会的，各种群体在其中是如何行动的，这些都需要关注。政策和法律下乡实施的过程、机制和效果，是深入理解上述问题的切口，也是承载影响农村社会各种因素的平台和载体。揭示政策和法律下乡的具体机制，阐述和解释其实践过程及对农村社会的深远影响，就有可能实现对农村社会治理理论的创新。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23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