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宝明（河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从人文史的视角出发，无论是古典学还是语文学以及语义学（以下简称“三学”），都可以说是一门立足经典、关乎交叉与有机整全的学科。

　　从古典学（classics或classical history）的立意来看，它是对具有原创思想价值的古传经典进行阐释，涵盖了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考古学、法学、伦理学、逻辑学等具有人文乃至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研究领域。古典学肇始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完型于19世纪的德国。中国视阈下的古典学基于自身文明的关怀，是对中国古典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等人类古典文明进行综合审视的学科。西方的古典学伴随着欧洲现代国家的崛起，起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古学复兴）时期，成熟于19世纪的德国。1777年，就读于哥根廷大学的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1759—1824）申请注册“（古典）语文学”（studiosus philologiae）专业时遇到了一个尴尬的事情——当时尚未有与这一名称接榫的学科。虽则如此，这位青年学者1795年出版的博士论文《荷马绪论》阴差阳错地成为具有开创意义的古典语文学之作。19世纪中叶以降，欧美乃至俄国的主要大学相继创设古典学部门，以不同名目标举这一在今天看来“为往圣继绝学”的冷门专业，诸如德国的“古典语文学”，俄国的“历史语文学”，英美的classics或classical studies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就当时创设的情形看，这个西方语境下横空出世的学科并不包括“东方学”（诸如文明古国流布的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以及中国等领地）。

　　就此而言，论及古典学的形塑，不能忽略的是语文学。这个一度被视为以传统语言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诸如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校勘学等，其实有着很大的辐射力和涵盖力。语文学乃是一门十分古老的学问，“它起源于西方文明的古典时代，而作为一门以批评的精神，借助语言学、古文字学、抄本（手稿）学、文本对勘等科学手段来正确设定和解读文本，特别是解读《圣经》等宗教文本为目的的近代语文学，它的兴起是近代人文学科赖以突破中世纪神学的束缚，建立起各自独立、规范和科学的学术领域的基础和标志。”（沈卫荣：《回归语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页）撇开这一众说纷纭之定义的诉讼，17世纪意大利的维柯为给人文学科争得一席之地而另辟蹊径的“新科学”可为石破天惊（[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尽管其受制于语境，对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有着一网打尽的边界模糊，但就其以“诗性智慧”将“人事之律”与“物质之学”劈成两截的手笔做派来看，堪称大写了人文学（张宝明：《诗性智慧：一把解开“新科学”的钥匙》，《读书》2024年第11期）。这里，（民政的）政治学、（异教的）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修辞学、文献学、校勘学乃至考古学统统归在语文学的麾下，对“学者的虚骄”与“民族的虚骄”并由此导致的“讹见”进行了深入剖析与解构，也可以说是古典学的无声支援。

　　正鉴于此，笔者在中西文明急需“对话”以及学科三大知识体系亟待建构的背景下，极力倡导以人文为主导的语义学工作。作为一门具有话语体系意义的交叉学科，人文语义学强调对经典或说元典的解读与诠释，力图从中寻觅并焕发其历久弥新的价值。批判性（反思性）、前瞻性等构成了人文语义学的理论预设或说观念。进一步说，古典学、语文学与语义学都重视文本，且不约而同地将文本作为学术接续的根本依据乃至生成意义的源泉与生命。但相对于古典学，语义学更为强调观念的演绎或说语义转向中的人文性（史）。相对于语文学在文本中寻觅“来龙”，语义学则是在意义生成后追溯事发现场的“去脉”。从概念史的意义上说，虽说三者都是以关键词、观念词为依托，但是关键词则是语文学的基本抓手，而观念词则是语义学的基本依托。即是说，在三者立意历史与文化背景的执念上，前两者更注重“来龙”，后者更看重“去脉”。前两者注重语词尤其是关键词的衍变，后者则是看重观念词的历史与时代性的坐标点位。由此，语文学的语言、结构与实证，语义学对语言的裂痕、语境的差异、心灵的隔膜的深层打捞都显示各自为政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张宝明：《人文语义学：一门关乎人类语际书写的知识体系》，《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3期）。

　　不难看出，如果说交叉性是“三学”的外在特征，那么经典性则是三者的基本质素，这里我们最为关切的则是其中文乎其文的人文性。人以文弘道，道以文化人。在中国古典学问中，“人”“道”贯通。其实，不仅是中国，西方乃至世界的古典学也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如果说“道不远人”的人文性是具有人类意义的语录，那么《周易》中那句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字则道出了关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传》）

　　“三学”接续经典。关于“经典”，在汉语中可以这样理解，一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二是指宗教教义文本；三是马列代表性著作。简言之，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代表性、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可以统称为经典。其中，那些具有原创性、原典性、原始性的著作，乃是经典中的经典，属于“源”意义上的（这是与“流”相对的），如中国古籍《老子》《论语》《庄子》《孟子》《金刚经》等等。当然，那些诸如《易经》《心经》也属于此列。在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代表作以及《圣经》《荷马史诗》等等文字皆在此列。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言：“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四》中言：“祭祀之理，制于圣人，载于经典。”在这些前人的运用中，我们不难领略到经典的意蕴。当然《汉书》和《后汉书》也都有先例,只是后来者最更为接近我们所说的“经典”本意。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经”至高无上、高山仰止，具有无可取代的权威性、神圣性与永恒性。《白虎通义》就有这样训诂：“经”是常识、常规、常道，以“常”为执。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也都认可“常”乃“经”的引申义。他们在追根溯源后这样释“经”：“‘经’者，本编丝缀属之称。”（章太炎：《国故论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9页）原来，古代之“经”是用绳线串联贯统。对此，刘师培与章太炎异口同声：“盖经字之义，取象治丝，从丝为经，衡丝为维……则为组织之义。”（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5页）至于“典”字的意义，其在“常”之外还有一层准则、规则、原则的意蕴。这个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属于会意字：由两部分组成，上为“册”字，意为串在一起的竹简，下部是一双手。“典”在这里除却常道、准则、律规、法度的意蕴外，还有一层开元、缘起、始于的基本指向。鉴于一般是礼仪上用这个形式，有原始性、原创性的意义。于是“经”与“典”组合在一起，就有了我们所说的语义承载。

　　在英文中，经典可以用classics来表述，其中还有一个词语scriptures，更多带有教义经典的意味。经典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成为经典的作品一定是经过千锤百炼、大浪淘沙之后自带光芒的文本。这里有一个古典学意义源头与通识性流变意义的接续问题。它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经典”的“源”与“流”。要知道，文化的经典就像大江大河一样，它们从古流传到今，在每个拐弯处，都会留下无数珍宝，所谓的经典，当然就不可能只有源头的那么一些东西。“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南宋时期的学问大家朱熹在《观书有感二首》的诗句道出了源流的关系。唯其如此，才有大开大合之“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格局。与此同时，文化的河流所经之处，还有支流的汇入，那些最初看起来异质的文化，到后来已经跟原初的文化浑然一体分不出彼此了。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之融入中国，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而晚清以来涌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之精髓，也已经构成了我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的阅读经典，当然也应该包含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典籍中馈赠我们的精神财富。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以及朱熹与陆九渊的著作，包括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等，又都属于“流”，但却无一例外地成为经典。所以西方流行着“一部哲学史就是对柏拉图的注脚”“西方2000多年的哲学史是对柏拉图思想的注脚”等说法。这是英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怀特海的哲学著作《过程与实在》中表述的名句——“对构成欧洲哲学传统最可靠的一般表述是，它是对柏拉图学说的一系列注脚。”（[英]怀特海：《过程与实在——宇宙论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3页）无独有偶，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名著也都是“流”意义上的经典。到了现代，至于白话文诞生以来的“芸芸”名作将来能不能成为经典，那还需要经过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大浪淘沙后才能落定。

　　需要说明的是，在“经典”意义上，古典学、语文学与语义学的跨学科、交叉性都昭示着这样一个命题：它们属于整全、合体甚至可以说是“混沌”通体的人（文）学（问），寻求意义与秩序是它们共同的旨归。这个旨归在根本上也是对人之为人以及何以为人的殚精竭虑：如何斩获符合人性的公理、大道、正义以使天地之间的人更有尊严乃是一条颤颤巍巍的文明幽径。古奥典雅的文字始终是人类的止于至善的遵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虞书·大禹谟》）或许这十六个字，正是先人、今人乃至后人化解一切荆棘泥泞、坎坷险阻的不二心经。由南海与北海之“倏”“忽”而引发的疏忽招致了“浑沌”之死（《庄子·应帝王》），虽是一个寓言，但却是一个不幸言中的预言：“古人之大体”之“不见”与“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学界由此开始了因裂变张力而来的弥合与整合。尤其是在近世以来，中西方都经历了这样一个权界纷争的学案。从“四部”到“七科”这一近代中国的学科加速转型就是进一步的典型个案。

　　归根结底，“三学”皆为回归之学，这个回归不是倒回到原点，而是在元典中寻求根脉和来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早已为我们给出了答案。在这一意义上，回归比超越更重要。古典学的诠释、语文学的校勘、语义学的阐释，都是在一个出发点上选择不同的路径寻觅经典的“复兴”，以求原汁原味的初心。由此，我们才可以在经典的原创性及其与生俱来的人文性中找到本真。正鉴于此，人文学是人文史的别名，人文学乃是“三学”的共栖之所、应有之义。如同“思想史就是思想学的通约或说约定（俗成）的表达”的一样（张宝明：《中国思想史学科主体性问题的再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这里“史”和“学”有着共执的内涵，classical studies也是classical history另一表达方式。由此，我们有理由将古典学、语文学以及语义学这“三学”称为“三史”。进而言之，“三学”有着人类共同体意义上的“寻求原则与模式”。当维柯将“理想的永恒历史”作为寻求“新科学”的执念之后，荷兰学者任博德以不分地域、国界的全球人文史作为学科书写与构建的视野，无疑为我们构建人文学维度上的交叉学科提供可资借鉴的意义资源（[荷]任博德：《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徐德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0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