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教育家】

　　作者：王征、姜曼（均系北京理工大学延安精神与中国青年研究中心研究员）

　　学人小传

　　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革命家、教育家。青年时期投身教育，兴办私学；1910年前往日本考察教育；1911年参与发动长沙起义，被选为湖南临时议会副议长；1912年创办长沙师范学校并担任校长；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后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还曾在周南女校、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等学校担任校长或任教。

　　他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代部长，创办了中央列宁师范等学校。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1940年，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教育研究室主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其教育思想主要收录于《徐特立教育文集》《徐特立文集》等。

    徐特立

    延安自然科学院学生在学校玻璃工厂进行生产实习。

    北京理工大学校园里的徐特立塑像。徐思军摄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1937年1月，毛泽东在祝贺徐特立六十寿辰的信中深情表达，称赞徐特立“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你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你的知识是和工农相结合、生产相结合的。你把群众当成先生，群众把你当作朋友。你对自己是学而不厌，你对别人是诲人不倦，这个品质使你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1947年1月，中共中央在祝贺徐特立七十寿辰的信中这样写道。

　　徐特立一生既教过“旧学”也教过“新学”，既是教师也是教育管理者和研究者。从三尺讲台到硝烟战场，从创办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到创办党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他执教七十余载，是一位坚定跟党走的革命家、教育家。

　　从教育救国者到革命家、教育家

　　徐特立1877年2月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徐特立小时读私塾，青年时代“十年破产读书”，不仅饱读传统典籍，还自学了数理化等新学，成为当地知名的先生。

　　渊博的学识给徐特立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但他并未满足于此，而是更加认识到国家的贫弱和社会的积弊，想找到一条救国救民之路。1905年，28岁的徐特立结束乡村教师生涯，报考了湖南宁乡速成师范学校，接触到现代科学教育，也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洗礼。之后，徐特立践行“教育救国”的理念，先后创办梨江高小、五美初小等新式学校，面向农民子弟减免学费招生，成为享誉湖南教育界的“长沙王”。

　　“毁家兴学，蒙难开基，创出文明母……发放我历史之光荣，效忠祖国，效忠祖国，永获光荣果。”1906年，徐特立受邀到长沙周南女校任教，在与好友共同创作的校歌中，鼓励女学生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

　　1909年12月8日，徐特立在修业学校演讲，历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悲愤至极，取刀切下左手小指一截，写下血书，激励青年学子反帝爱国，被誉为湖南最有血性的人之一。

　　1913年到1919年，徐特立在湖南一师任教，与青年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毛泽东后来回忆：“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徐特立早年的学生，还有何叔衡、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蔡畅、田汉、许光达等革命先驱。

　　为实现救国之志，1919年7月，已是不惑之年的徐特立以一名普通学生的身份赴法勤工俭学，甘做“扶拐棍的老学生”。留法期间，徐特立一边在工厂做工，一边苦学法语，之后又考入巴黎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还到比利时和德国考察教育，对欧洲的教育体制和资本主义社会有了直接观察，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认知。

　　1924年7月，徐特立自欧洲回国，回到家乡湖南继续从事教育事业。1926年12月，徐特立在长沙与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毛泽东相遇长谈，并受托返乡调查。在家乡五美，徐特立被农村的巨大变化深深触动，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担任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兼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面对白色恐怖，作为湖南知名教育家的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振奋了全党的革命士气。1947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对徐老的入党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时，得到消息，说有一个年已五十的湖南老教育家徐特立却在这样的时候加入了党。这种消息，该是多么令人兴奋，多么令人增强对中国民主事业与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信心啊！”1927年，徐特立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随后跟随部队南下，转战潮汕。1928年5月，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

　　1930年年底，徐特立回到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代部长。徐特立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文化教育方针，创办各类学校，加强师资培养，打赢扫盲的“人民战争”，第一次建立起党领导的政权下的教育管理机制，开创了全新的苏维埃红色教育。这一时期，徐特立对党领导的教育工作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探索实践。

　　1934年10月，57岁的徐特立成为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一位，战胜艰难险阻到达陕北。在陕甘宁边区，徐特立发挥苏区办学经验，大力扫除文盲，开展新文字运动，开创师范教育，普及小学教育，一步步把边区教育事业发展起来。

　　办好党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

　　为了解决“大生产”运动中遇到的科技问题，1939年5月，党中央创办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1940年9月，党中央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这是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开启了党领导和创办新型理工科高等教育的先河。

　　中央和边区政府高度重视自然科学院的建设，不仅按照正规大学标准设置系科，筹措教材仪器，还拨款建设窑洞、平房80多间和延安唯一的科学馆，对学生实行供给制。中央组织部组织科技人才到校工作，其中不乏海外归来的专家和各科技领域的佼佼者。1940年12月，中央任命徐特立接替李富春担任自然科学院第二任院长。

　　自然科学院创办之初，就存在“办不办”和“如何办”的争论,这是徐特立办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反对者认为，边区经济落后，不需要高深理论，没必要办一所正规的大学，应该将科技人员直接用于发展生产。“如果办学校也只搞短期技术教育，不必搞系统教学。”原自然科学院教师武衡、阎沛霖曾这样回忆当时的争论。

　　对于这些争论，徐特立基于调查研究发表了多篇文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争论的实质就是先进的政党要不要掌握先进的科学的问题。他在《祝“科学园地”的诞生》一文中指出：“科学！你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所以前进的政党必然把握着前进的科学。”

　　“前进的国家与前进的政党对于自然科学不应该任其自发的盲目的发展，而应是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发展。它不独应该把握着全国的政治方针，还应该把握着全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1941年9月24日，徐特立在《解放日报》发表《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开篇即如是说。

　　为了统一办学思想、明确学院的教育方针，在徐特立的推动下，自然科学院于1942年开展了一场关于教育方针的大讨论。除了全院师生之外，还有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局等25个部门派人参加，讨论热烈。

　　1942年10月底，徐特立对大讨论作出总结：“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培养能够独立工作的科学技术干部，给他们以基本的知识和能力。至于有些同事提出的要‘博’、要‘专’，不是学校能单独解决的，还必须到社会上去钻研，到实际工作中去长期锻炼。”这场教育方针大讨论，不仅有力地统一了办好自然科学院的思想认识，还明确了要培养党的科技干部，必须重视“普通科学基础”的学习，“在边区新的环境下，如果只有普通科学基础不够的专门家，想把科学推向前一步是不可能的”。

　　经过大讨论，徐特立对学院科系进行了调整，将原来的物理系、化学系、地矿系和生物系四系改为机械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和农业系三系，并在教学中有力贯彻学院的教育方针。同时，徐特立还积极支持和参加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的工作，为办学营造良好的科学氛围。

　　“即使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我们也不会被压倒，也绝对不消极等待，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条件，克服困难，用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精神把我们的学校办起来。”除了统一思想，徐特立更是为改善学院的办学条件倾尽心血。

　　在徐特立的带领下，师生们自力更生，没有桌椅就用砖块木头当作凳子、膝盖当作课桌，锅烟糊在墙上就是黑板，没有纸笔就用鸡毛、树枝捆成笔在地上书写。经过建设，学院办学条件得到改善，甚至超过了延安其他高校。徐特立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经常将中央给自己的保障物资让给师生或支持学院建设。

　　徐特立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尊重知识分子和党外学者，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保障教师们吃上中灶，衣服、津贴比一般工作人员要好，这充分调动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据当时的教师回忆，徐院长“没有官架，很讲民主”，大家都喜欢和他一起讨论问题，有说有笑，有问有答。

　　在担任院长的两年多时间中，徐特立将自己丰富的教育工作经验，与创办自然科学院的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德育为首”“实践创新”“教育、科技和经济‘三位一体’”“民主治校”“经师人师”等一系列教育上的新思考和新观点。徐特立的教育思想具有开拓性和超前性，影响深远，成为党领导科学与教育事业的宝贵思想财富。

　　教育、科研、经济“三位一体”

　　“……时间刻度至五分钟，准确程度相差在二分钟之内。日晷之设立对延市遵守时间习惯之养成，当能有所贡献。”1942年8月28日，边区《解放日报》刊发了一则关于延安建设日晷的消息，引发关注。

　　日晷虽小，意义不凡。抗战期间，延安公共场所时钟极少，集体活动往往不能按时举行，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为此，自然科学院师生与其他科研人员，成功研制一种适合延安当地的日晷，并在报纸上宣传制作方法，大大改善了边区时钟匮乏的情况。

　　“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而经济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和教育机关。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原理。”1941年10月，徐特立在《祝“科学园地”的诞生》一文中这样阐释“三位一体”的教育思想。这是徐特立教育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之一。徐特立认为，“科学替生产服务，同时生产又帮助了科学正常的发展”“生产是教育的内容，同时也就是科学的内容”。

　　徐特立将“教育、科研、经济”三位一体的教育思想融入办学实践中。自然科学院为边区经济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上的支持，又从生产中获得教育资源，通过解决生产问题，推动边区科学事业发展。

　　当时，自然科学院不仅组织大学部全体新生溯延河而上，参观边区造纸厂、棉纺厂、机械厂、军工厂、火柴厂等所在的工业区，还建立校办工厂，将教学和生产结合起来。例如，师生们在学院创办的玻璃工厂，解决了原料、工艺等问题，成功生产出边区急需的针管、试管、三角瓶等医用器材；学院建造了陕北少有的炼铁高炉，学生在生产实习中炼出优质灰生铁，解决了军工需要；学院还与光华农场及边区主要工厂合作，开辟校外实习基地，让高年级学生可以直接参与实际生产，在实践学习中解决了大量生产问题，为边区经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学院组织师生开展大规模的资源考察，取得丰硕成果。例如，生物系师生对边区的森林植物资源进行广泛考察，为中央开发南泥湾提供重要依据；地矿系师生勘察了延安城东四十里铺煤矿，为开发矿藏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徐特立的指导下，学院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均突出科学性与实践性，且教材内容按照基本理论、学生水平和教学用具的实际情况编写，大胆试行“启发式、少而精”的教学方法，强调要通过现场教学来带动课堂教学。

　　在“三位一体”教育思想的指引下，自然科学院的教师们不仅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还直接到工厂兼职，让自己的思想和知识“接地气”。化学系教师林华担任边区陶瓷玻璃厂工程师，突破技术难关，生产出合格的耐火耐酸材料，有力服务了军工生产。1944年，林华被评为边区甲等劳动英雄。“学会了在没有工作条件的情况下，依靠群众创作条件开展工作，体会到了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半个世纪之后，作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的林华这样回忆在延安时的工作收获。

　　徐特立十分重视科学普及，组织师生结合生产实际普及科学知识，使民众可以借助科学知识提高生产效率，这也充分体现了他“三位一体”的教育思想。1941年11月、12月，自然科学院教师连续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普及洋芋种植的科学知识、介绍其经济价值，服务边区建设。文中写道：“洋芋在北方叫山药蛋，在南方叫荷兰薯，俗名很多，一般称为马铃薯……就以普通每亩收洋芋750市斤计算，可制成93.75斤粉条，粉条市价6.00元计可得562.50元。这数目与每亩小米50斤收入约100元来比较，就可见那洋芋制粉，不但在发展洋芋的困难上得到了解决，而且在农家经济的收入上也有重大意义。”

　　培养“革命通人、业务专家”

　　1940年9月1日，在自然科学院的开学典礼上，首任院长李富春在讲话中将学院的任务概括为培养“革命通人、业务专家”，即要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才。

　　如何在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大学中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徐特立凭借多年为党开展教育工作的丰富经验，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把讲好政治理论课作为工作重点。

　　“大家席地而坐，没有麦克风，他老人家就站着讲话，不拿讲稿，一讲起来就兴致盎然，滔滔不绝几个小时，为了加深对问题的理解，经常列举一些有趣的事例，深入浅出……这次报告，使我受益匪浅，鼓舞和增强了我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反法西斯战争必胜的信念，提高了对时局的认识和学习时事的兴趣。”1941年进入自然科学院读书的刘佳武，曾这样回忆徐特立讲时事课的场景。

　　徐特立经历丰富、知识渊博，早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奠定了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在自然科学院，徐特立讲起时事政治、党史国史、哲学理论和马列主义，可谓旁征博引，融会贯通，生动有趣。据师生们回忆，徐老讲课从不照本宣科，从来不用讲稿，总是结合实际，语言简明扼要，条理清晰，给师生们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徐特立讲报告、上政治课深受欢迎，应师生要求，每隔几周，他就得讲上一课。

　　围绕培养“革命通人、业务专家”，徐特立把政治学习与科学教育充分结合，建立了政治课教学体系，学院设置了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哲学、形势政策等课程，在哲学课中开设“自然科学概论”“自然科学史”等章节，注重教授学生掌握和运用自然辩证法。学院还特别开设革命人生观课程，结合社会发展规律，教育学生确立革命人生观。

　　为抓好政治学习，徐特立还邀请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为师生们讲话或作报告。朱德、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叶剑英等都先后到校，介绍国内外形势、边区建设情况和党的方针政策，成为师生很好的政治教育内容。

　　“徐老还教我怎样为学生服务。他说，单有正确的思想还不够，还要有正确的工作方法。他教得很细致，告诉我要有一个小本子，记住学生的名字，知人知情，天天翻翻，记熟了，最后就不需要这个小本子了。要从每个学生的特点去记住学生……”黄传林当时是学院教育处政治教育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西大学党委书记，他在《徐老教我怎样做学生工作》一文中，感谢徐老所教的工作方法让他在高校管理工作中获益。

　　对于做好学生工作，徐特立提出四点要求：第一，要为学生服务，从而建立起对学生的责任感，与学生结下友谊；第二，要经常和学生谈心，教育学生树立革命理想，严守革命纪律；第三，要虚心学习，密切联系群众；第四，要教育学生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此外，徐特立把爱学生作为做好学生工作的基础，以身作则。一个冬天，不少学生因患流感卧床，徐特立亲自为他们煎药、做饭，冒着可能被传染的风险，坚持逐个窑洞看望学生。一件件小事，让学生们一生难忘。

　　徐特立还通过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推动学生工作开展。学院成立有党总支，下设5个师生党支部，支部工作有力，党员作用突出，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更有成效。徐特立还专门调入一批组工干部，加强学生工作队伍建设，安排他们深入班级，了解师生工作学习情况。

　　“当同学们欢迎他表演节目时，他总是热情地站起来就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这时候，全场师生员工都活跃起来，跟着他一起继续唱……”徐特立倡导师生要多开展文体活动，在丰富生活和锻炼体魄的同时，也把思想教育融入其中。师生们组织起各种文艺小组，合唱、京剧、跳舞、话剧、音乐和绘画等都成为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课余时间，人们总能听到校园中、山坡上嘹亮的歌声。1942年8月，全院召开了体育运动大会，有280多人参加，徐特立参加了游泳表演。

　　徐特立倡导教学与生产相结合，也成为做好学生思想教育的重要手段。花甲之年的徐老带着大家种粮种菜、养猪纺线、砍柴烧炭，还组织师生生产酒精、薄荷油、精盐和肥皂。在劳动中，师生们逐渐觉得生活虽苦犹甜，思想积极进步，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谁说我们没有课堂？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课堂。蓝天是我们的屋顶，高山是我们的围墙……为了祖国的新生，为了民族的解放，任何困难也不能把我们阻挡。”八十多年前，在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校园中，这首诗被徐特立的学生们传诵。八十多年后，在北京理工大学的校园，朗诵起这首诗，同学们依然激情澎湃。

　　“我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希望有一天能去地球外面看看，把中国力量延伸至最遥远的深空！”赵梓辰是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学院的第一批学生，十年本博连读，现在已经成为航天领域颇有建树的青年科学家，为国家重大工程作出了不少贡献。谈到徐特立，赵梓辰说：“我感觉他不曾远离，他始终是我们的老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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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05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