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首席专家、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世界文学逐步成为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此时世界文学思潮的再度兴起和这一理论课题的影响已超越早先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成为一个备受全世界文学研究者关注的热门话题。在这方面，中国学者不仅及时地将这一前沿理论课题引入中国语境，而且积极参与国际学界的讨论，发出自己的声音。

　　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及其历史演变

　　实际上，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文学的领域，成为全球人文学术研究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一般会把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的提出追溯至德国作家、思想家歌德，但实际上，早在1810年，就有德国诗人魏兰德使用过“世界文学”这一术语，后来德国哲学家赫尔德也在不同场合使用过“世界文学”或“世界的文学”等术语，但歌德是最早将其概念化的思想家。当时，歌德在阅读一些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非西方文学作品后发现，无论是欧洲还是其他地方的作家和诗人，都有相同的文心。因而他总结道：“诗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这一点在各个地方的所有时代的成百上千的人那里都有所体现……民族文学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现在每一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使它早日来临。”

　　作为世界文学的最早倡导者之一，歌德无疑有着世界主义视野。但即使如此，他本人依然未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在简略提及世界文学后，他便很快转而评论那些在他看来卓有成就的欧洲作家和艺术家。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借用了这一术语，用以描述作为全球资本化的一个直接后果的资产阶级文学生产的“世界主义特征”。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较之歌德早先的局限于文学的世界文学概念已经大大拓展，实际上指的是一种包括所有知识生产的全球性的世界文化，而且这种世界文学现象的出现也是经济全球化之于文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此期，世界文学已经从歌德的审美乌托邦想象演变成为一种文化现实。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试图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速和世界市场的扩大，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或文化知识的生产和流通已经出现。我们今天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主要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文章中对一些世界文学的点评，例如莎士比亚、歌德、席勒、巴尔扎克、狄更斯、易卜生等人的作品。但其所涉及的也只限于欧洲作家的作品，几乎未涉及美国文学，更不必说欧美以外的文学了。因此毫不奇怪，长期以来，国际学界的世界文学史编写和世界文学研究领域一直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后来的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世界文学版图的绘制也往往聚焦于少数几个欧洲大国的文学。即使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领域的丹麦著名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其多卷本《19世纪文学主流》中，也仅仅集中讨论了英、法、德三国的浪漫主义文学，甚至都没有涉及他的祖国丹麦以及北欧诸国的文学。未提及美国是有原因的，那时美国刚刚摆脱英国的殖民主义统治，文化上尚未独立，更遑论有本土特色的美国文学。但后来美国的崛起和美国文学的发展，使得原先的欧洲中心主义逐步发展演变为西方中心主义，也即欧美中心主义。

　　由于民族主义的高涨和作家们对自己民族文学的弘扬，世界文学曾一度被冷落。直到20世纪初，世界文学才在一些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得到译介。但世界文学真正作为一个问题再次被提出，应该是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以来。可以说，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为世界文学的再度兴起提供了适当的文化氛围和条件。正如为世界文学的再度兴起作出奠基性贡献的美国学者莫莱蒂所言，“世界文学不能只是文学，它应该更大……它应该有所不同”，既然不同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他们在对世界文学的理解方面也体现出不同的态度，因此在他看来，“它的范畴也应该有所不同”。他进一步指出：“世界文学并不是目标，而是一个问题，一个不断地吁请新的批评方法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仅通过阅读更多的文本来发现一种方法。那不是理论形成的方式；理论需要一个跨越，一种假设——通过假想来开始。”另一位美国学者戴维·戴姆拉什的专著《什么是世界文学？》则把世界文学重新界定为一种文学生产、出版和流通的范畴，而不只是用于价值评估。在讨论世界文学如何通过生产、翻译和流通而形成时，戴姆拉什提出一个专注世界、文本和读者的三重定义：“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的作品。世界文学并非一套固定的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是超然地去接触我们的时空之外的不同世界的一种模式。”这两位美国学者的贡献分别在于：莫莱蒂认为世界文学是一个问题导向的概念，对之的研究要用新的方法；戴姆拉什则解构了世界文学的经典性，强调其翻译和流通。由于这两位美国学者的推进，世界文学于21世纪初再度兴起，并成为国际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吸引了东西方众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

　　世界文学与中国

　　在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领域，西方中心主义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欧洲确实产生了许多蜚声世界文坛的大作家，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留学欧美的学生较多，他们回国后大量译介欧美文学，久而久之便在中国语境中形成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甚至在今天，我们在谈到外语时就首先会想到英语，谈到外国文学或世界文学首先想到的也是欧美文学。

　　但是我们谈论世界文学，就不能不注意到另一个事实：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尝试在国际学界从未停止过，这也体现于世界文学史的书写和世界文学选集的编选。在西方学界，荷兰比较文学学者和文学理论家杜威·佛克马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佛克马由于早年受过汉学的训练，对中国文学情有独钟，他试图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角度建构一种新的世界主义。即使在讨论文学经典的形成和重构方面，他也不忘强调中国的文学经典在世界文学中的应有地位。在撰写《全球化百科全书》中的“世界文学”词条时，佛克马以两部分别出自德法学者之手的世界文学史书为靶子，有力地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雷蒙德·格诺的《文学史》（3卷本，1955-1958）有一卷专门讨论法国文学，一卷讨论西方文学，一卷讨论古代文学、东方文学和口述文学。中国文学占了130页，印度文学占140页，而法语文学所占的篇幅则是其十二倍之多。汉斯·麦耶在他的《世界文学》(1989)一书中，则对所有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学全然忽略不谈。”

　　但是那些受到西方中心主义束缚的世界文学研究者，在讨论世界文学的著述中甚至不提及佛克马这位世界文学研究的先行者的贡献，更遑论引证他的著述，可见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根深蒂固。

　　其实，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早在20世纪初就被介绍到中国，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林纾、梁启超、鲁迅、胡适等大力主张译介西方文学及其理论思潮，并在这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特别是林纾的翻译涉及世界多国文学，其数量之大在世界文学翻译史上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林纾不懂外语，这既是他的短板，又是他得以突破单一语种涉及多国文学的一个长项：他邀请不同语种的专家口述外国文学作品，然后用道地的汉语将其编织成具有林氏风格的汉译世界文学。另一位在译介世界文学方面成果丰硕的作家、翻译家则是鲁迅。鲁迅的翻译远超出了西方世界的文学作品，包括不少东欧的小民族文学以及东方的日本文学。正是经过鲁迅的翻译介绍，许多在西方学界鲜有人问津的小民族作家的作品才在汉语语境中获得新生。鲁迅在号召学习西方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有力地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使广大中国读者认识到，世界文学并不仅仅是由那些主要的西方国家的文学组成的，广大弱小民族和东方国家的作家及其作品也应当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占有一席。

　　此外，还有一些中国学者不遗余力地在汉语语境中推介世界文学，包括陈季同、郑振铎、黄人等。一些作家和批评家也自觉地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考察并作出评论。这些有益尝试确实拉近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但只是将世界文学译介到中国，并没有将中国文学及其批评理论译介到国外，尤其是英语世界，更遑论参与国际学界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

　　重写世界文学史：中国的视角

　　在欧美学者的著述和先行实践的启迪下，中国学者于21世纪初开始参与国际学界的世界文学讨论并发表了大量著述和论文，影响了国际学界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但也要看到，重写世界文学史的尝试刚刚开始，我们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我们要突破长期以来一直主导国际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界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提倡世界文明平等对话且互鉴的精神。如前所述，西方出版的世界文学史有着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而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各民族的交流频繁，必须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每一位文学史家在编写自己心目中的世界文学史时固然有自己的选择和视角，但前提是必须尊重历史。我们中国学者要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客观记载文学史上流通甚广并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作家的作品。

　　其次，作为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者，重写世界文学史要与已经出版的世界文学史书有所不同。不仅要在立场和视角方面不同于西方学者，而且要强调中国学者的主体性。我们承认在世界文学史上，欧洲作家确实有着独特贡献，但这些经典作家大多活跃于中世纪以后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时段，而在此之前则很少有经典作家或作品流芳百世。相比之下，中国文学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屈原，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陶渊明以及志怪小说，到了唐代，更有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著名诗人，宋代则有苏轼、辛弃疾、柳永、李清照、陆游等优秀词人。我们应该对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学遗产感到自豪。当欧洲涌现出莎士比亚等一大批文化巨人，中国则出现了汤显祖、曹雪芹等优秀作家。但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翻译的缺席或迟到，除了极少数汉学家外，西方广大普通读者很少能读到他们的作品。我们应该正视历史，在承认西方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的同时，大力推介中国文学，使全世界的读者看到，一部世界文学史既有西方作家的贡献，又有东方作家的贡献。这样才能有效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重现世界文学的本来面目。

　　最后，我们重写世界文学史时，不仅要用自己的语言写给中国读者看，更要用其他的世界通用语言写作，从而使得国外读者也能读到。这样看来，重写世界文学史确实任重而道远。此外，我们今天重写世界文学史，要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和更新。如数字人文就为我们提供了极大便利，“远读”方法可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世界文学发展脉络，细读作品并运用理论分析和审美判断，从而较为客观可靠地形成一部世界文学史。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0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