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良明（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学人小传

　　陈时（1891—1953），湖北黄陂人。近代著名教育家。1907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获中央大学法学学士。1909年经黄兴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学成回国，参加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后任湖北省军政府财政司秘书。1912年5月与其父陈宣恺创办中国第一所私立综合性大学——中华大学，为学校代理人。1917年任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著有《陈时论著选》等。

    中华大学创校初期的校训

    《陈时论著选》

    1925年，陈时（左三）与张伯苓（左四）等人合影。

　　1937年5月18日上午，应中华大学校长陈时邀请，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到校讲演。张伯苓走上讲坛，便风趣地说：“我和陈校长相比，自愧不如。办南开，我只是出了点力；陈校长办中华，既出力又出钱。我在北方，经常想到华中，就想到中华；想到中华，就想到陈校长。中华大学有恽代英，南开大学有周恩来。这都是杰出的人才，是我们两校的光荣。”（《中华周刊》第584期）

　　陈时初创中华大学那些年，武昌有三所高等院校：武昌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是国立的，经费由政府拨款；华中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差会办的，经费由差会拨款；唯独中华大学是私立的，筹款只能靠自己。办学经费不够，陈时就靠不断变卖家产和募捐维持。尽管如此，陈时教育救国初心不变，在中华大学校长任上实际服务40年。

　　创办中华大学

　　陈时1891年3月15日生于湖北黄陂一个开明的仕宦之家，父亲陈宣恺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中举人，封员外郎，为湖北蕲州（现蕲春县）学正。1907年，16岁的陈时东渡日本，先后就读于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并获中央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在东京，他结识了黄兴、孙中山，并由黄兴介绍，于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春，陈时学成回国，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

　　陈时在日本留学时，就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1903年，在日本留学的湖北籍学生创办了《湖北学生界》杂志，积极宣传教育救国思想，认为日本的强盛，是明治维新、重视教育的结果：“有教育之国其民强，无教育之国其民愚；有教育之国其民力膨胀能伸国权于海外，无教育之国其民力蓄缩不能与他族相抵抗。然则以强遇弱，以智遇愚，以进取之民族遇柔脆之民族，岂待兵战而后决其胜负……今日言兵战，言商战，而不归之于学战，是谓导水不自其本源，必处于不胜之势。”同时他们又认为：“吾楚为九省总汇之通衢……以交易总额计，长江商埠除上海外，无一能凌驾汉口者。”因此，在他们看来，振兴中华，需要培养一批有现代化知识的、能实行新政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靠教育。国家教育发展了，国民的综合素质便强，国力也就强盛了。因此，救国之本在教育，而湖北武汉，又是中国培养人才最理想的地方。（《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深受教育救国思想影响的陈时，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决心将教育救国的理想付诸实践。

　　辛亥革命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十分落后。陈时千方百计劝说父亲，“拿出田一百石、家藏书籍三千余部、白银三千两、官票五千串作为开办经费”，在武昌仿效日本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创办一所私立综合性大学。1912年5月13日，中华大学正式创立，校址位于武昌府粮道街和昙华林，名义上由父亲陈宣恺任校长，实际由陈时主持校务。1917年11月，陈宣恺病逝，陈时任校长。这是中国第一所不依靠洋人和官府，全靠私人力量创办的现代私立大学，开创了在中国私人创办大学的先河，比严修、张伯苓1919年创办的南开大学要早7年，史称“南有中华，北有南开”。

　　为梦想而办学

　　陈时把自己的人生全部奉献给了中华大学：“我的个人生活，完全为武昌中华大学活动；我的幸福，亦纯粹为此校牺牲。我梦想，此校在五十年内，能够达到牛津、剑桥、哈佛、耶路（鲁）、巴黎、日内瓦、庆应各大学规模，并发挥大同思想，来造就许多未来世界先锋、勇士。”为实现这一梦想，他四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

　　陈时的办学目标很明确，就是将中华大学办成世界名校，为国家造就卓越人才，从而实现振兴中华的理想。有人曾建议他缩小办学规模，将中华大学办成专科学校。他表示：“处20世纪的年代，一切是宜适应时代的需要，何况是次殖民地的中国，若不陶铸人才来弥缝补缺，挽救危难，国家前途更属不堪设想。”因此，他坚持非办大学不可。为保证大学有优质的生源，他还办起了小学和附属中学。蔡元培在中华大学二十周年校庆大会祝词中评价道：“常常听到陈时先生在武汉办了一个中华大学，并设有大、中、小三部，像这样完善的学校，在中国确是罕见。”

　　陈时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按照现代教育理念办学，制定了“成德、达才、独立、进取”的八字校训。这是中华大学之魂，旨在培养学生具有高尚的道德、独立的人格和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其校歌写道：“江汉汤汤，大别苍苍。武昌首义放出五千年历史的光芒。”“与河山俱永，与国族人类以无疆。”陈时要求学生，踏进中华大学校门，必须学唱校歌。尤其是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华大学西迁重庆后，陈时更是强调在校内举行各种集会活动时，首先必须唱校歌，激励青年学子弘扬辛亥革命精神，誓死保卫每一寸河山，誓与日寇抗战到底。

　　陈时深感与欧、美、日等国家相比，当时的中国实在是太落后。欧、美、日每日出版物常达百种，而中国平均每月尚无一种。为此，1915年5月，陈时创办了中华大学学报《光华学报》，其宗旨是“研究学术，发扬国光”。他在《光华学报》发刊词中说：“智力竞争，愈演愈烈，惟学术实左右之。黄金世界，学术造之也。铁血精神，学术鼓之也。蛮族之淘汰，学术挤之也。白皙之雄长，学术拥之也。学术研究足以铸文明，而思想又适以母学术。”因此，“国民思想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思想不舒，精神遽萎，国民而求战胜于生存竞争之场，必先有团结之思想。其思想之强也，则胜而荣。其弱者，则负而辱。”《光华学报》最初由刘树仁教授主编。1917年2月，陈时不拘一格用人才，聘请尚在读大三的恽代英任主编。恽代英接任后，对《光华学报》“大加改良”，调整学报内容，突出学术研究，明确指出：“本学报以研究学术为宗旨，故以后编辑方针，注意研究方面，凡读者怀抱何种特殊之学说，愿与世人商榷，或者对于本学报各论文，有不同之意见，愿与本社商榷者，本社均极表欢迎。”经过恽代英改革后的《光华学报》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妇女时报》编辑毕几菴致信恽代英，对学报大加“奖饰”，陈独秀对恽代英也“颇赞美”，校长陈时更“赞其内容可观”。（《恽代英全集》第一卷）这是当时湖北高校的首家学报。可以说，陈时是湖北地区大学学报的拓荒者。

　　除《光华学报》外，中华大学还创办了《中华周刊》《中华季刊》等。陈时回忆，从中华大学创办，至1930年，“出版物不下二十种”。这极大提高了中华大学在全国的学术地位。

　　陈时办学伊始，就强调要培养良好的学风。他说：“一国有一国之国风，一国即有一国之学风。国风为古今中外言治本者所不可不谨，学风亦古今中外言教化者所日事陶镕。有人类即有教化，有教化乃有治安，人才为国脉所存，学风即母育人才之胚胎。”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激烈，“故不得不以国风固其疆，复不得不以学风植其础”。可见，国风与学风，相互为用，相辅相成。

　　陈时这里所说的学风，是泛指学校的学习风气，诸如学生是否注重道德修养，学习是否勤奋刻苦、积极向上。他认为，学校的良好学风是靠学校主体（学校管理者和教授）和客体（学生）两者共同努力逐渐培养起来的。主体和客体相比，主体尤为重要。因为“客体随主体变更，主体定而客体自不容移”。所以，做一个称职的学校管理者或教授，是不容易的。他们要有“感化教育者性格”，这就必须有丰富的专门知识，有实际社会知识，有教育的兴味，有与被教育者融洽之感情，有尽瘁于职务的精神，有高尚的道德。果能如此，好的学风“不期而自成矣”。（陈时《说学风》）在抗战时期，他更是强调说：“大学职责，当然在研究高深学术；且人格、行为的陶养，更不应忽视。大学生在求学和研究中，最易受各教师及导师之影响。故应明白规定，在大学任教者，对辅导学生为人，皆应共同负责。”“教学生做人，而做一个完全的人，必须于德、智、体各方面有平均之发展。”他还认为：“大学教育，为导扬文化之前锋。”因此，他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要“抱大志”“做大事”，“民族抗战重任，直接间接将加于双肩。今后如何运用所学，以担当抗战建国、复兴民族巨责，将于诸同学今后之奋斗下之”。正是在陈时的不懈努力下，中华大学教授关心学生，视学生如子弟，学生也特别尊敬师长，因此，“学风淳朴，为人所称道；师生情感，每侪于直谅多闻之列”。

　　在陈时看来，教育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他不断完善学科专业建设，学校设三院，即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文学院有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哲学系、教育学系、政治学系、法律学系，附设师范专修科；理学院有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附设农艺学系；商学院有工商管理系、会计学系、经济学系、银行学系，附设农业经济学系。

　　他特别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尊师重教，唯才是举，广聘各方专业人才到校任教与讲学。陈时聘请恽代英、黄侃到中华大学任教的故事至今被传为美谈。恽代英1918年从中华大学哲学系毕业。早在1917年7月15日，陈时就放言，待恽代英毕业时就聘请他为中学教务主任（相当于校长）。恽代英原计划大学毕业后，到上海去“打自己的天下”，无意留母校工作。但陈时求才心切，1918年5月21日，陈时找恽代英谈话，再次恳切邀请他毕业后为母校服务，并耐心倾听恽代英对学校的意见。恽代英终于被陈时的诚心所感动，在5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果有机会可服务母校，当以养成学业一贯之人才为宗旨，将使此校为中国有名之大学，亦即因势成事之意也。”（《恽代英全集》第二卷）这正切合陈时的心愿。8月2日下午毕业典礼结束后，陈时晚上就举行仪式，正式将聘书交给恽代英。恽代英就任中学部主任后，对中学部大加改革，严格按章办事，仅用一年时间，就使中华大学中学部校风大变，教学质量一跃成为全市佼佼者，不仅武汉三镇的家长争先恐后将子女送来学习，而且广东、湖南、山西、河南、陕西等省也有很多学生前来报考。中学部学生由100多名一跃达到300多名。

　　黄侃是著名国学大师，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但他有个坏习惯，作息没规律，经常通宵达旦，读书写作，下午才睡觉，常常不能按时到校上课。陈时根据黄侃的特点，尽量将他的课排在上午，连端茶、擦黑板等细小的琐事，也都作了细致安排，甚至黄先生乘人力车来校，陈时也嘱咐门房要及时抢付车费。部分师生有时难免对黄先生有微词，陈时却说：“一定要尊重黄先生，我们要的是他的学问。”

　　不仅如此，陈时还邀请全国各地著名学者来校讲学。据他回忆，到中华大学讲学的先后有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李大钊、黄炎培、太虚法师诸先生，“李大钊先生于讲演之暇，和我同舟游弋江中，曾对我说：‘武汉形势，是革命最重要的地方，交通方便，工业发达最容易。’对日抗战初期，曾请冯玉祥、邵力子、范长江、陶行知、李公朴诸先生，作过讲演。学校迁重庆后，因请郭沫若、邹韬奋、邓初民、杨杰诸先生讲演，受过反动政府的警告……”（《陈时论著选》）此外，到中华大学讲学的还有蔡元培、李汉俊、马寅初、美国杜威博士、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等。正如著名学者、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评价所说：“中华大学尽管在办学条件与师资队伍方面有所欠缺，但是能敞开校门，广泛延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营造自由活泼的学术氛围，乃至为先进思想的传播提供宽松环境。”（章开沅《百年华大与百年记忆》序言）

　　清苦的教育家

　　五四运动中，恽代英是武汉爱国青年的领袖。督军王占元对恽代英恨之入骨，胁迫陈时解聘恽代英，否则将封闭中华大学。恽代英在当年7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现谋我校者，因我的活动颇多借口。甚至有逼敝校长暂时他避之说。不知敝校长能平安应付过去否？代英已告校长，如见有牺牲代英个人饭碗者，无以一人败全校。”（《恽代英全集》第三卷）恽代英的担心，正是对陈时的肯定。陈时与王占元斗智斗勇，终于挫败了王占元的阴谋。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与共产党人董必武等发起组织“武汉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董必武为临时主席，陈时等为副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陈时支持下，中华大学学生组织了许多爱国团体，尤其活跃的是1934年光未然（张光年）创建的学生剧团秋声剧社（后发展为武汉拓荒剧团）。这个剧团创作了独幕剧《阿银姑娘》，其序曲《五月的鲜花》经阎述诗谱曲，一时唱响全国。这首歌，热情讴歌了抗日志士，鞭笞了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投降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起挥起拳头，与日寇抗战到底。光未然在1939年又创作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

　　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担任日本内阁要职的重光葵致信陈时，请他不要离开武汉，照样在汉办学，日本是会妥善安排的。陈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事业、学校的前途与祖国的命运共存。他告诉家人，要学习文天祥、史可法、岳飞，牢记文天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言，不要像那些叛国投敌的民族败类，千秋万代被人耻骂。因此，他克服重重困难，将中华大学迁往宜昌。后又在好友喻育之（时为川东经济建设策进会副主任和旅川湖北同乡会理事长）的鼎力支持下，将中华大学迁往重庆，校址选在重庆南岸米市下街的湖广会馆禹王庙及其周边建筑里。1938年12月，中华大学在重庆正式复学，基本上没有影响教学计划。

　　在重庆办中华大学，湖北黄陂老家的经济来源完全断绝，是陈时一生最艰难的时期。他曾坦言道：“回忆二十余年之经过，艰苦备尝，有时潜心默祷，有时梦寐呼天，每遇年关节序，辄惊心动魄；算到难过之时，亦曾动自杀成仁之念；旋即觉为小丈夫懦怯之行，用以自制，仍伫苦茹辛，向前迈进，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卒得以勉渡难关。”（《陈时论著选》）1942年年初，重庆特别冷，下起了鹅毛大雪，春节快到了，教师的工资发不了。陈时以武训“行乞兴学”的精神激励自己，每天早出晚归，拿着一本募捐本子，四处“化缘”，直到2月14日除夕这一天，他才踏着积雪，踉踉跄跄回到家里，立即通知教师们来领薪，而他自己分文不支。第二天大年初一，他又去给学校各位董事拜年，继续托钵化缘。陈时的这种精神感化了中华大学的许多教授。留美博士严仕佳教授说：“我到中华大学来，确实排除了一切外来引诱。高官厚禄，非我所求。抗战转进，中华大学由武昌粮道街迁到宜昌，又从宜昌迁到重庆南岸米市街。其所经过的路，何等坎坷不平。在粮道街缺粮，在米市街无米，我这个教授，越教越瘦。有人劝我转业，以优厚待遇相罗致，我不为所动，愿和中华大学与共甘苦而不去。”（《陈时论著选》）1984年9月，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武汉师范学院三校联合撰文《纪念教育家陈时先生》，称他是“清苦的教育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中华大学回迁武昌。这时“校舍毁了百分之六十以上，图书、设备只存一半”。于是，陈时“又卖张家山、朱家小砦、杨家前园田十八石三斗八升，充修复费”。当时乡里人说他是“用车子推银子办学，直到推完为止”。因为他一直坚信：“文化教育之建树，其永恒性，直与河山并寿，人类同存。”（陈时《〈中华周刊〉笔刊并纪念三十周年》）

　　抗战时期，很多大学校长都被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或三青团指导员，陈时对此一律拒绝。抗战胜利后，“陈立夫也想抓中华大学，派心腹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让陈时做名誉校长，二是让陈时到行政院当部长，三是给陈时一大笔钱，让他退出中华大学。陈时先生亦断然拒绝。官禄不动其心，困难不改其志，正是陈时先生矢志教育，百折不回的爱国精神的体现”。（《纪念教育家陈时先生》）

　　国民党败逃台湾前夕，张群、白崇禧一再劝陈时将学校迁往台湾。他目睹国民党统治中国几十年，内政不修，外交失败；而共产党政治民主，一心为民，果断决定留在大陆。

　　在40年办学中，陈时为国家培养2万多名学生，其中有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林育南、陈潭秋和萧云鹄、曹学楷等60多名烈士；还有社会公认的杰出人才，如哲学家冯友兰、《资本论》的首译者王亚南、《黄河大合唱》歌词作者光未然（张光年）、诗人沙鸥等。

　　武汉解放后，陈时把苦心经营的中华大学完整地交给人民政府，并写了《中华大学沿革》，寄给周恩来总理。他还致电董必武副总理，请其指示中华大学的改造。董必武回电陈时：“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事业而努力。”（《陈时论著选》）1950年，陈时加入民革，并先后担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湖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土改委员会委员。1984年，中华大学校友万国权为陈时题词：“毁家兴学淡泊名利，作育英才鞠躬尽瘁；一代斯人爽也不昧，高风亮节师道永继。”

　　（本版图片均由陈时孙女陈家益提供）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1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