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艳蓉（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教授）

　　熙宁十年，苏轼移知河中府，至京城外，却临时被改知徐州，开始了近两年的徐州任职生涯。经历了杭州、密州之旅，苏轼在外放之路上对再仕京师逐渐失去信心，目光也开始从功济于时转向立言不朽。徐州也是苏轼思想态度和文学创作变化的重要时期，和湖州期一起深刻影响了苏轼的一生。

　　早在杭州任上时，苏轼还比较愉快，不仅与友人畅谈“钱塘景物，乐之忘归”（《与大觉禅师三首》其一），又自称“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五）。只是本为暂避新党锋芒而自请外放，却长久无法回到京师，内心时而困苦，满心抱负无法实现。密州期间已有“病马已无千里志，骚人长负一秋悲”（《和晁同年九日见寄》）的牢骚，“宦游到处身如寄”（《至济南，李公择以诗相迎，次其韵二首》其一）的无奈。移任徐州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他感慨：“去国已八年，故人今有谁？”（《次韵王巩留别》）多次表达思归情绪：“明年投劾径须归，莫待齿摇并发脱。”（《春菜》）“不须揽镜坐自了，明年乞身归故乡。”（《赠写御容妙善师》）密州、徐州的几次疾病，使他更生岁不我与之感，多次自称“老守”“彭城老守”“病守”。“吾生如寄”作为苏轼的重要人生观，也在徐州期间反复表达：“人生如寄何不乐，任使绛蜡烧黄昏。”（《答吕梁仲屯田》）“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过云龙山人张天骥》）

　　虽然此时苏轼的心态发生了重要变化，但他在任上并没有消沉萎靡，依然保持着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如上任之初，黄河泛滥至徐州城下，他带领徐州百姓努力抗洪，“劳苦纷纷”（《与范子丰八首》其三），甚至有“几已为鱼”（《与文与可十一首》其五）的生命之虞。但他以出类拔萃‌的聪明才干、不预不立的执政理念，兢兢业业、勤政为民，取得了卓尔不群的政绩：抗洪守城，筑木岸，建黄楼，访获石炭，劝农朱陈，等等。离任时吏民扳援，鞭镫割截（《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其一），可见苏轼在徐州政事的圆满与成功。林语堂《苏东坡传》总结说：“徐州太守的政绩已证明他是行动的人物，也是能干的办事人才。”

　　因为仕途不得意，苏轼转而追求立言不朽。他在《戴道士得四字代作》中说“挂名石壁间，寂寞千岁事”，可谓自言其志。他在密州建超然台，邀请文坛前辈司马光、文与可、鲜于侁等为作《超然台赋》《超然台诗》并将之刻石，固为如此。徐州黄楼的营建，更是他欲名垂千古的重要举措。他专门写信让文与可为黄楼绘以屏风：“辄附绢四幅去，告为作竹木、怪石少许，置楼上为屏风，以为彭门无穷之奇观，使来者相传其上有与可赋、画，必相继修葺，则黄楼永远不坏，而不肖因得挂名。”重阳那天，苏轼邀请名流参加宴会，其《九日黄楼作》“诗人猛士杂龙虎”自注云“坐客三十余人，多知名之士”。苏辙、秦观为作《黄楼赋》，陈师道写铭，贺铸作歌，苏轼亲书苏辙文刻石。他在黄楼上举办三郡之士鹿鸣宴，成为一时盛会。他也写诗反复歌咏黄楼，《送顿起》云：“惟有黄楼诗，千古配《淇澳》。”《送郑户曹》细数徐州古迹和名人，以表黄楼继踵之意：“水绕彭祖楼，山围戏马台。古来豪杰地，千载有余哀。隆准飞上天，重瞳亦成灰。白门下吕布，大星陨临淮。尚想刘德舆，置酒此徘徊……荡荡清河壖，黄楼我所开。秋月堕城角，春风摇酒杯。”他还把描写抗洪成功得到朝廷嘉奖的文章《奖谕敕记》镂刻于石。舒亶斥其“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朋万九《乌台诗案》），恐怕是对苏轼有误解的。刻石非为反对新法，主要是其名垂后世的执念。

　　苏轼在徐州的文学创作延续密州期而又有新变。苏轼《答陈师仲主簿书》提及友人陈师仲曾为其编《黄楼集》，可惜已佚。据管仁福先生《苏轼徐州诗文辑注》统计其间可编年者，诗歌193首，词21首，文116篇，共计330篇。词作继承密州以来的清旷豪迈之风，如《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又如《永遇乐·明月如霜》“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后词邓廷桢《双砚斋词话》评价道：“东坡以龙骥不羁之才，树松桧特立之操，故其词清刚隽上，囊括群英。”苏轼还对词有新的开拓，其《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以联章组词写徐州地方风土人情，明人沈际飞评其句为“村落图”（《草堂诗余续集》卷上）。

　　苏轼此期的诗文内容丰富，风格成熟，并呈现明显的特点。一是古体诗比例增多。古体诗风格跌宕开阖，纵横古今，适于抒写豪迈超逸之气。苏轼之前的创作以近体诗为主。据笔者搜罗和统计，编年诗中倅杭期近体241首，古体82首；密州期古体35首，近体79首；徐州期古体102首，近体91首；守杭时近体118首，古体153首；黄州期古近体平分，各91首。惠州、儋州常和陶诗，亦以古体居多。可见，徐州期是苏轼从酷好近体到偏重古体的转折期。这种变化原因大概是心态变化而使其更倾向自由洒脱的表达。此外，徐州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古迹，也拓宽了苏轼的创作视野。

　　二是文章创作丰硕，名篇佳作为后世推许。记体文是最具文学性的文章体裁之一，苏轼文集载其作61篇，其中黄州五年才11篇，密州7篇，徐州却有9篇，是记体文创作最集中的时期。这些作品多为他人请托而作，苏轼却往往借题发挥，或说理或论世，有鲜明的思想性。如《放鹤亭记》以小题写大议论，说明人君不应留意于物，隐士方可轻世肆志。储欣评之“叙次议论并超逸，歌亦清旷，文中之仙”（《唐宋八大家类选》卷一二），与密州作《超然台记》共开后期文章清旷之风。徐州期文章为历代选本选录者颇多。吕祖谦《皇朝文鉴》、楼昉《崇古文诀》、真德秀《续文章正宗》、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乾隆《唐宋文醇》选录《眉州远景楼记》《庄子祠堂记》《三槐堂铭》《徐州莲华漏铭并叙》等诸多名篇。其中《徐州上皇帝书》随患补弊，富有识见，笔力雄壮，黄震评之：“及山川形胜、久长大计，区区于簿书期会之间者，可以观矣。”（《黄氏日抄》卷六二）《日喻》以巧妙设喻说明文道并重，茅坤誉之：“公之以文点化人，如佛家参禅妙解。”（《苏文忠公文钞》卷二八）《表忠观碑》更是连王安石都赞赏不已，认为“斯作绝似西汉”（《潘子真诗话》），浦起龙赞之：“长公碑版论譔，此最严重有体。”（《古文眉诠》卷六九）

　　三是讽喻时事作品增多，为日后“乌台诗案”埋下隐患。苏轼的这类作品，以针砭时弊来彰显其个人政治才能，是其不遇的一种情感“宣泄”，只是相对于杭州期以诗“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徐州期扩展到诗文词兼用。这恰好为新党所利用，其在熙宁三年至元丰三年的诗文颇受新党非议，此中杭州最多，徐州次之。据内山精也先生《“东坡乌台诗案”考》统计，徐州所作有《司马君实独乐园》《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应》《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等10首诗，《宝绘堂记》《滕县公堂记》《祭文与可文》《钱公辅哀词》等8篇文，及《喜长春》《洞仙歌·咏柳》两首词。这些作品的讽喻意味也更为浓厚和深入。

　　秦观《别子瞻学士》“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可见苏轼此时的号召力；苏颂《己未九月予赴鞫御史……以为异日相遇一噱之资耳》诗中自注载“前年高丽使者过余杭，求市子瞻集以归”，可知此时他的诗文已远播海外；再加上黄楼诗会产生的广泛影响，他已成长为一代文坛领袖。因此，徐州任职是苏轼颇为重要的人生经历。他在《江城子·别徐州》写道：“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徐州，即将去面对始料未及的政治风云变幻与人生变故。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1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