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⑫】

　　光明日报记者 王美莹

　　“中国昆虫种类，据估计为15万种以上，而已定名的不到2.5万种，只占17%而已。在这些已知种中，95%是外国人定名的，只有5%是中国人自己的工作。”

　　“什么时候能将这两个百分比颠倒过来，中国人在昆虫分类上也真正翻了身？这个问题我经常在思考。”

　　1979年3月，68岁的中国昆虫学界泰斗周尧在一封信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信纸的空白处，还留有“17%”的计算痕迹。

　　青年时，周尧怀揣“科学救国”的理想，带着200多号中国蝴蝶标本负笈远洋、自费出国深造。

周尧和他主编的《中国蝶类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供图

　　抗日战争爆发，远在意大利的周尧得知祖国半壁河山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奋臂疾呼：“大虫不杀，杀小虫何用！”他毅然回国，投笔从戎，奔赴疆场。

　　抗战胜利后，他扎根西北。“雕虫”孜孜七十秋，周尧先后采集了40多万号昆虫标本，以他的姓氏定名的昆虫有40多种，先后开展20多个昆虫类群的分类研究，发现记述372个新种、31个新亚种、2个新型……

　　做昆虫学研究，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周尧的足迹遍布祖国山山水水——九上秦岭太白山和华山，六上五台山，两上峨眉山，征服海拔4500米的雪山……初夏的关中，周尧在麦田里“埋伏”了7个昼夜，摸索小麦吸浆虫的生活规律，寻找防治对策，为我国小麦吸浆虫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中国昆虫学史这片荒地上，周尧是披荆斩棘的拓荒者。1957年，一本薄薄的《中国早期昆虫学研究史（初稿）》正式出版，作者就是西北农学院教授周尧。当时，周尧已经是声誉卓著的昆虫学家，为何要从事历史研究呢？

　　写一部中国昆虫学史，这是周尧读大学时就在心里埋下的根。在南通农学院读书时，老师说，昆虫学历史只能从西方讲起，中国没有自己的昆虫学史。这让周尧心有不平，他给老师递了个纸条：“希望你能从正面总结祖国遗产。”

　　“我们拥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难道就没有令人骄傲的昆虫研究的奇迹和壮举吗？不，不可能的！”后来，周尧发现，西方人所著的昆虫学史，对中国的贡献只字不提。他翻看中国古代文献，除桑蚕和蝗虫外，对昆虫并没有系统记录，材料分散在浩如烟海的各类古籍中。

　　为了给中国昆虫学树碑立传，周尧伴着青灯一盏，一头扎进了古籍里——从正史、地方志到《诗经》《尔雅》《本草纲目》，博览古书7000余册，可谓沙里淘金。

　　随着中国古代昆虫学的画卷逐渐在眼前展开，周尧发现，在昆虫学领域里，中国古代不论是益虫利用、害虫防治，还是昆虫学理论的研究，都有极为辉煌的成就，甚至和四大发明一样，为全人类作出过重要贡献。

　　周尧所著之书，被称为“我国昆虫学历史扬眉吐气之作”。这也让中国，在世界昆虫学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周尧的极力推动下，《昆虫分类学报》于1979年10月正式创刊，周尧义不容辞成为主编。此后，该杂志与6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种生物学期刊建立了长期的联系。这让周尧觉得，“在世界生物科学界为中国树立了一面旗帜”。

　　除此之外，组织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昆虫学会“昆虫趣味会”、撰写第一部中国昆虫学史著作、建立中国第一个昆虫博物馆、创办全国第一家民办出版社——天则出版社……“中国的法布尔”“世界虫苑大师”，周尧在昆虫研究领域，获得了很多“第一名”。

　　周尧，用敢为人先的锐气和迎难而上的骨气，奋力“包抄”和“追赶”，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15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