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晔（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中国文学的古典断限问题，一直以来与古典学界的主流意见略有不同。从外部的环境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两套经典，涵盖了唐宋元时期的重要作家文集，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文读者；从内在的脉络来说，用“古典”来审视中古以后的文学，特别是“一代之胜”的唐诗、宋词等，有其自“五四”以来的本土学科传统。在笔者看来，如何认识中国文学的“古典性”，并与作为整体的“中国古典学”形成多面相的互动，不仅是一个有关“古典”的共时问题，也是一个有关“古典学”早期经验的历时问题。

　　当代中国学界对“中国古典学”的大力提倡，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起步较早。因首倡者将之归属在中国语言文学类，相关理念难免受到古代文字、文学与文献之学科立场的影响。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又在其中居于较边缘的位置，它固然是“中国古典学”建设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与文字、文献作为中性词拥有更多的“上古”成色相比，今日之“文学”一词，已不可避免地带有近代文艺思想的色彩，而与早期文明中的“古典”距离甚远。传统的文学史家，主张中国文学的自觉在魏晋时期；如果我们遵从“古典学”界的主流意见，将“中国古典学”的下限定在两汉时期，那么，绝大多数的古代文学作品，包括唐诗、宋词等汉语经典，都无法被纳入“古典学”的范围。自成体系的“古典学”固没有必要太考虑“古典文学”这一分支的情况，早期如《诗经》《楚辞》等“古典文学”同样在狭义的中国文学史中熠熠生辉，但对魏晋以后文学的研究者来说，古典文学的后期经验如何与整体的“中国古典学”形成有益的互动，仍是我们应该思量的一件事。

　　众所周知，中国的文明发展历程与西方、中东、印度等地区有较大的不同，特别是中华文明未有过明显的断裂，造就了中国古典学充分自足的生成环境。就西方古典学而言，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经过中世纪的漫长沉寂，借由文艺复兴运动获得了学术层面的新生，并逐渐形成了一门基于语言、文字、文学、文献的综合性学问。由此对应的问题是，西方因为文明的断裂，其古典学起步于18—19世纪，但中国却保持了古代文明的延续状态，那么，“中国古典学”的起点，是立足于方法论，从当代的某一时期算起？还是立足于发生学，从中古时代算起呢？

　　建设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古典学”，并不意味着无视古人的古典热情，我们如何定性魏晋以后学者留下的有关上古文献的庞大学术遗产？如果将之视为“中国古典学”的“前史”或“古典时期”，那么，后期文学中所有的宗古、复古行为及其经验，都是“古典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对文学创作者来说，摹拟前人经典是其诗艺提升的必要阶段，摹拟的必要性决定了古典需求的下限，而摹拟的流行性决定了古典需求的上限。这种对古典的需求，从文献体类的角度来看，表现为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复古运动对早期诗文的尊崇，以及明清时期以“五经”为基本典籍的科举文创作，它们都带有很强的摹拟写作的性质，“以复古为创新”也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大特点。在文献形态上，摹拟之需求推动了广泛的文本抄、印行为，以供更多的读者学习；基于印本文化的全录式的文本汇聚，则为读者提供了更开阔的宗古视域。以上这些，皆可纳入文学后期经验与古典学互动的考察范围。

　　文学摹拟虽有其必要性，但终点在于新的创造与阐释。魏晋时期的文学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文论经典，虽然指导着后来的普遍文学创作，但其思想资源实来自对上古经典文本的创造性转化。文学思想如此，文学创作亦如此。无论古文还是时文，古体诗还是近体诗，既存在一个诗文上的近传统，还存在一个经学上的远传统，唯在不同时代、作家的身上，或隐或显，各有自己的表现。这里的远近，既指历史时间上的距离，也反映了古代著述部类之间的一种亲疏关系。对魏晋以后的诗人来说，他们身上的《诗》学传统，更易被后来的研究者捕捉，而同样丰富的礼学、易学等知识传统则少人关注。被这样观看的古人，只是今人眼中的诗人，尚非历史情境中的知识人。而我们作为文学研究者，最终发现的内在脉络也只能停留在诗学、文章学等文艺思维的层面，无法看到作家对其周边资源的全方位调用与创新性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较之文字、文献学界将“古典”视为一种客观的研究对象，中古以后文学对“古典”的摹拟与再生，更像是一门“活”的古典学，这无疑更接近当下建设“古典学”的初衷，即如何挖掘其中的思想资源并将之转化为中华文明面向未来的一种动力。

　　经学中的古文经，来自各处征集的实物典籍，从而有别于口耳相传的今文经，其学自汉以来大兴；基于“古物”鉴藏的金石文字之学，自两宋以后亦有革命性的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古代文学与经学、古文字学在文献层级及形态上存在较大的差别，故未能在“尊古”的层面得到及早地关注。但总的来说，宋以后随着印刷文化的发展，对集部文献的系统整理也规模渐大。印刷术固然是近世文明的典型特征，但同样是推动宋以后“好古”“复古”风尚的重要外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有没有出现如西方那样的断裂，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种因远距离观察而形成的对古典文明的理性总结何时出现。由此观之，在古典文学的世界中，“艺文类聚”就不再是一部书名，更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学术行为：基于文献存录的“聚”，借印刷的书物实现了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而基于学术求索的“类”，如果我们摆脱“分门别类”的狭义认知，那么，其实在宋元以后激生出了很多日新的古代文学特质。

　　从以上维度来看，中国文学的后期经验中，既有“古典”时代的知识资源，也有古典学“前史”中的思想资源，他们分别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两个维度，为晚近文学的发展注入了一种“复古”的活力。现有的“中国古典学”建设，更重视早期经典在文字、文学、文献等横向领域的交叉融合，相对来说，由于要为“中国古典学”设一断限，而对“古典”在中国近古文学中的创新性发展，及近古的“古典学”成果在同时代文学创作中的理论指导意义，缺少足够的重视。对此境遇，中古文学尚可周旋，近古文学则基本无法对话。适当地让近古文学的青年学者，接受“中国古典学”的基础教育与学术训练，有助于将近古文学研究放置在一个更立体的历史框架中予以考察。这不仅可以更好地发挥出中国古代文学连接“古典”与“现代”的文化纽带作用，还可以引导我们基于整体性的本土文献与学术传统，跳出线性的发展史观，去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历史。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17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