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张文攀

　　“苏峪口瓷窑址的发掘，将我国瓷胎‘二元配方’技术从元代提前到西夏，其产品中石英含量及性能参数接近或达到现代‘高石英瓷’的技术标准，这是我国‘高石英瓷’的最早发现。”2月22日，在宁夏银川举办的2025年苏峪口瓷窑址考古新发现专家论证会上，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苏峪口瓷窑址考古发掘项目执行领队柴平平说。

瓜棱罐 资料图片

　　201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调查时，在贺兰山东麓的插旗口、贺兰口与苏峪口均发现了瓷窑址，其中贺兰口地表残存两座窑炉，苏峪口瓷窑址保存较好，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发现窑炉13处。

　　为探索西北地区精细白瓷生产的窑业面貌、找寻西夏陵与西夏寺院等出土精细白瓷产地，2021年至2024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复旦大学联合对窑炉1—窑炉6（编号为Y1—Y6）进行正式发掘，发掘面积2400平方米，共揭露出了六座窑炉在内的完整作坊遗迹，并在窑场周围发现了开采瓷土、煤、石英、石灰等制瓷原料与燃料的矿坑。

　　据了解，发掘出的窑炉均为马蹄形半倒焰馒头窑，采用条石垒砌，由火膛、窑室、烟囱和两侧护窑墙等组成，火膛平面形状近似圆角三角形，采用匣钵与耐火条砖、条石搭建炉栅，以煤为主要燃料。作坊遗迹由房址、加工石英遗迹、堆放瓷土区、圆形辘轳遗迹、釉料缸、烘坯区及灶等组成，其中圆形辘轳遗迹内保留了陶车的木轴等重要遗物。瓷器产品主要为高石英白瓷，器形以碗、盘、盏、碟等日用器为主，胎质洁白细腻、釉色白中微泛青，施釉均匀，玻璃质感和透光性极强。

　　窑具以直筒型高石英瓷质匣钵为主，近底部均有三孔，胎质较粗、胎色洁白。碗盘类器物匣钵内多件涩圈叠烧，瓶、罐等大型器物单件装烧，器物与匣钵之间均使用垫饼垫烧，匣钵之间用釉封口。这基本确定了苏峪口瓷窑址的窑业面貌和装烧工艺。

　　“本窑址烧造的产品与西夏陵、贺兰山东麓的西夏离宫、寺庙等遗址出土的精细白瓷以及建筑构件基本一致，而且多件匣钵上戳‘官’字款，可确定是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具有西夏官窑的性质。”柴平平告诉记者，从窑址出土的典型器物瓜棱深腹罐、花口碗、铜钱等，可以综合推断出窑址始烧于西夏早期，停烧于西夏晚期。

　　据了解，苏峪口瓷窑址首次揭示了宋元时期单个完整窑场的规模、构成及工艺流程，其制瓷作坊包括瓷土与石英加工、拉坯、修坯、上釉、烧成等完整过程的遗迹，其中石英加工作坊、晾晒烘干作坊、石英煅烧的窑炉均为窑址区首次发现，可以构建更完整的制瓷工艺流程。

　　苏峪口瓷窑址的马蹄形窑炉根植于我国北方地区传统的窑炉类型，涩圈叠烧技术也来自定窑等北方地区瓷窑，典型器物如高圈足碗、瓜棱深腹罐等，其釉色、器型与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的湖田窑相似，与北方地区以装饰取胜的定窑、耀州窑等有较大的差别。“表明该窑址作为西夏的代表性窑场，在吸收北方传统窑业技术精华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南方景德镇湖田窑等先进的窑业技术和审美取向，创造了别具一格的窑业类型。”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朱存世说。

　　“苏峪口瓷窑址的考古发掘成果是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在瓷业生产上的表现，反映出不同政治区域内的文化交流趋向统一。”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郑建明认为，它也从瓷业生产的角度阐释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创新性，实证了两宋时期民族融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对于研究这一时段的历史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价值。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27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