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秘书长）

　　5月18日，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不会辞职，仍计划参加下次大选。

　　伦敦连绵的阴雨，仿佛是斯塔默政府现状的忧郁写照。当这座城市在细雨中打着寒战，2024年工党获胜以来那段短暂的“蜜月期”，也在这个阴冷的5月草草收场了。

　　在5月初的地方选举中，工党的全国得票率暴跌至17%的历史低点，丢掉1400多个地方议席。保守党同样遭受重创，失去了563个席位，地区议席数量滑落至第三。与之相对的是改革党的异军突起，得票率飙升至26%。

　　工党内部人心惶惶。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公开指责斯塔默政府“缺乏愿景，方向飘忽”，宣布辞职。工党内部压抑已久的情绪被引爆，超70名议员对斯塔默的领导能力提出疑问。前党魁爱德·米利班德已私下建议斯塔默明确“卸任时间表”，以防工党陷入“内战”。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外交大臣库珀也都表达了“劝退”的意思。

　　“大帐篷”塌了

　　2024年，工党的上台受益于约翰逊时期的政治闹剧、特拉斯政府引发的金融震荡和选民对丑闻的反感，而当斯塔默任命的前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也陷入爱泼斯坦丑闻时，选民则陷入更大的失望之中。

　　然而，这只是英国政治变化的表象。2026年的地方选举结果，意味着英国大党的整合能力显著下降，传统的“两党大帐篷”（工党与保守党）时代或将终结，一个前所未有的“五党并行”时代正式开启：改革党、保守党、工党、绿党、自民党都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工党传统上是一个“大帐篷”政党，不强调单一意识形态，党内对于政党目标和终极价值有着多样化的理解，通过标榜相对模糊的、包括劳工权益在内的“正义”价值观，以争取更广泛选民的支持。这是传统大党的常见策略选择。

　　但是，当英国面临经济乏力、生活成本激增、治安恶化以及国际地位下降等多重问题时，选民的对立性偏好加剧，社会思潮汹涌激荡，工党找到政治“公约数”的能力就不够用了。因此，选民开始根据特定身份和偏好，转向声称能够满足他们需求的“专卖店式”政党，而不再选择将他们不喜欢的政策也“捆绑销售”的大党。

　　绿党的“青年奇袭”。在伦敦、纽卡斯尔、谢菲尔德，工党正面临来自左翼的“绿色风暴”。绿党精准吸纳了对工党现状极度不满的年轻选民，夺取了进步主义的道德高地。大学生选民直言：“斯塔默在用20世纪90年代的语言来应对21世纪20年代的危机。”绿党的青年分支——“青年绿党人”在2025年超过青年工党，成为英国最大的政党青年团体。

　　改革党推倒“红墙”。在曾经的北方工业心脏地带，工党曾因其支持劳工的政策建立起“红墙”。而奈杰尔·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凭借来自亿万富翁克里斯托弗·哈伯恩等金主超900万英镑的巨额注资，启动了饱和式全媒体轰炸，将矛头直指工党的“税收刺客”政策、福利削减和移民问题。法拉奇曾表示，英国两大政党正处于崩溃状态，只有改革党才能“让英国再次伟大”。大批蓝领选民将选票投给改革党，曾经的“红墙”被刷上代表改革党的孔雀青。

　　“缝补匠”的困境

　　有评论认为，由于没有明确的大战略指导，斯塔默政府更像是国家衰落时期的“缝补匠”，这也为其他党派的崛起和政治碎片化铺就了温床。

　　即便如此，唐宁街内部的乐观主义者仍试图用历史案例自我安慰，认为选民倾向于在不决定首相归属的地方选举中进行“低成本抗议”，但随后将在大选中“理性回归”。5月13日，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在议会开幕大典上发表演讲，宣读一系列立法计划，如《中小企业保护法》《铁路和乘客福利法》等，斯塔默希望借此部分回应选民需求并力挽狂澜。

　　英国政治史上的确存在“逆风翻盘”的先例：

　　1986年，因失业率高企和内阁严重分裂，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在地方选举中损失近千个议席。然而，随着1987年经济强劲复苏，加之工党基诺克政府在国防政策上的激进失误，撒切尔在1987年大选中狂揽102席，奇迹反转。

　　2004年，由于伊拉克战争引发道德危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支持率暴跌，滑落至第三。但到了2005年大选，面对“谁来运行经济”的严肃现实选择，选民在对布莱尔进行“惩罚”后依然选择了曾带来过高增长的工党。

　　不过，在英国政治史上，更不乏选民随时抛弃政治领导人的案例，哪怕享有威望的丘吉尔、建立福利国家制度的艾德礼，最终都曾在大选中落败。

　　权力争夺战

　　当前，工党接班人争夺战已箭在弦上。

　　斯特里廷据称已获得触发党魁选举所需的81名议员支持。被称为“北方之王”的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正谋求通过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补选重返下议院，他被“软左翼”议员们视为平稳过渡的理想领袖，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工党政客。

　　伯纳姆与斯塔默的梁子，早在斯塔默竞选党魁时便已结下。2020年，伯纳姆拒绝为斯塔默背书，转而支持其他候选人；2021年工党大会上，他又高调批评工党“缺乏愿景”。这种毫不留情的“拆台”行为，被斯塔默的核心圈子视为不可容忍的背叛，也让对忠诚度极为敏感的斯塔默勃然大怒。

　　在当下工党生态系统中，伯纳姆占据着一个独特且具战略意义的空间。他既拥有在威斯敏斯特担任内阁大臣的中央履历，也具备主政地方并取得显著成效的实战经验。他的政治主张建立在“曼彻斯特主义”之上：主张大幅减少财政部对公共开支的微观控制，通过增加基建支出来推动经济增长，并明确提出要将能源、水务和铁路等关键公共服务重新收归公有，以此“逆转1980年代撒切尔的私有化政策”。

　　他还大力主张投资社会住房、改革税制，并推动议会选举制度改革，呼吁用更能反映真实民意的比例代表制取代现行的简单多数制。在外交立场上，伯纳姆是坚定的“留欧派”。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工党未能如实向选民揭示脱欧带来的经济后果，希望英国“能够重新加入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

　　媒体和支持者称赞伯纳姆“了解地方的真实情况”“接地气”“真正关心民众”，并戳破了牛津、剑桥毕业的伦敦政治精英的“威斯敏斯特茧房”。其实，伯纳姆本身也是剑桥大学毕业，同样是工党政治精英之一。

　　就算他真的获胜执政，也要面对和斯塔默一样的结构性现实问题，如资金匮乏、能源危机，以及欧洲、中东等地区局势动荡等。这些问题并非仅靠换掌舵人就能解决，而是需要明智的大战略、坚强的领导、稳定高效的执行组织和长期主义。

　　“分配政治”的退潮

　　英国当下的政治秩序重组，绝非孤立的岛国危机，而是整个西欧政治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又一“里程碑”。

　　长期以来，西方政治的轴心是“分配矛盾”。选民投票的核心驱动力在于“钱包”——即围绕“分配政治”展开博弈。左翼总体主张社会公平，倾向于向富人增税并扩大福利；右翼则主张提升效率与竞争，保护资本并审慎开支。

　　然而，这种传统的“分蛋糕”模式已日渐失效，难以充分动员选民。人们不再相信传统政党有能力分好蛋糕，认为这些政党已无法代表他们。近年来，欧洲内外挑战不断，特别是内部经济停滞、传统安全议题凸显、移民对传统社会造成冲击，人民生活质量出现可感知的明显下降。

　　中底层选民的核心焦虑正变为“谁来保护我的工作、我的社区，谁来降低我的生活成本，谁来保护我的身份认同”，他们不再愿意为不同意的观点买单。现在的选民被多种“非阶级”的问题归因与解决方案吸引，迫切希望以“下猛药”的方式快速破局。排外主义、民族主义、左翼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都恰好迎合了这些相对应的口味，填补了需求真空。

　　在此背景下，西欧传统大党在处理现实矛盾时，陷入深刻的系统性危机。法国社会党、德国社民党、奥地利社民党、荷兰工党等传统中左翼政党的基本盘被多种势力蚕食而衰落，说明西方社会传统的“分配政治”难以为继。

　　无论英国还是整个西欧，民众的诉求已然转向，而精英阶层仍在固守其“知识审美”与傲慢。工党及欧洲同类政党的精英阶层大多毕业于牛津、剑桥或巴黎政治学院等名校，天然地反感“边界、民族、身份、传统”等带有排他性的底层词语，更习惯用“多元、系统、包容”等抽象词语来回应现实。这种姿态，在面对法拉奇充满激情、简单粗暴但极具“情感温度”的叙事时，就显得有些乏力了。

　　当英国北方的蓝领选民在雨中愤怒控诉“工党根本不知道一品脱牛奶、一磅面包多少钱”时，工党的原生代表性开始岌岌可危。即便伯纳姆上台，如果不能有效扭转政党形象，恐怕也不足以抵挡来自政治光谱两端的政党发起的挑战。

　　英国自由党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自由党前身辉格党曾与保守党前身托利党共同奠定英国两党政治格局，但在20世纪20年代，因为无法解决代表性问题，加之无休止的内部纷争，最终迅速跌落为边缘政党，险些在英国议会绝迹。工党正是当年取代自由党基本盘的政党，凭借工会支持精准吸纳了刚刚获得投票权的产业工人，从而实现迅速崛起。

　　英国政治史昭示着，变化的是政党形制与政客组合，不变的是民众对“谁为了民众”的追问。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21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