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庆存（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

　　文章学研究与新文科建设，都是当今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二者相互激发、相辅相成、共同推进，对彰显中华民族文化特色、建构中国文章学派，意义尤大。

　　一

　　文章是中华文化的基本载体，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文章学则是研究中华文化书写内容、表现形态与艺术规律的专门学问。中国古代的文章学乃至文章学研究，伴随文章的出现而诞生，绵延至今，走向未来，不同时期有着不同表现。

　　中华民族自从创制汉字且出现文章后，就开启了文字书写的“文章学”进程，即时性口头交流语言固态化成为可能，空前提高了人类思想交流与广泛传播的稳定性。由此，文章成为“天下公器”，发挥着“以文化人、人文化成”的巨大影响力，正如吉川幸次郎《中国文章论》所说，“做文章”成了文人“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其后千姿百态的汉字文献典籍，只要不是单字、孤词、独句，几乎皆可视为“文章”。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称“天下有文章而光明”“文章明达以治理庶政”“文章之美，焕然可观”等，显然是针对“文章”意义、实用与审美的讲述，成为文章学范畴里的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的“文章”，是涵盖面很广、包罗万象的文体大概念，也是跨领域、开放型、综合性的文化总体系。中国古代文章只有文体表现形态的不同，没有理工农医学科的划分。对于文章学的思考与研究，人们大都根据约定俗成的文章体式进行归类，分门而不分科，历代的文集编纂，都采用这种方式。从先秦《尚书》《诗经》到刘勰《文心雕龙》，从萧统《昭明文选》到吕祖谦《皇朝文鉴》，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到姚鼐《古文辞类纂》，乃至历代个人文集如唐之李杜韩柳、宋之欧王曾苏，无不如是。由此，“文贵得体”成为中华文化特有的评价标准和古代写作的基本遵循，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甚至认为“不达文章之体”则“不足凭信”，而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凡例》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文辞以体制为先”。

　　中国古代文章分类，具有多层性特征，宏观、中观与微观性分类并行不悖。顶层分类为“二分”法：一是“形而上者谓之‘道’”的文章，二是“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文章。“道”类文章偏重于理论形态，故有“文以载道”“文道并重”说；“器”类文章偏重于应用形态，强调“以文化人”“人文化成”。“道”与“器”两类文章互为依托、相辅相成。中观性区分如“经、史、子、集”乃根据题材内容与书籍性质归类，而微观性分类大都根据具体文体来识别，标准明确，特征鲜明，最具操作性且广泛流行和普遍使用。中国古代汉文典籍无论总集、全集、选集或专集，乃至文化理论、文学评论性著述，均属此类。宋代李昉、徐铉等编纂的《文苑英华》即以赋、诗、文、表、记等三十八类具体文体为序；清代黄宗羲所编《明文海》也以赋、碑、议、论、说等二十八类文体为序，都是典型案例。

　　中国古代文章多姿多彩的艺术景观与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构成了中华文化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文章体系，显示出同西方文化形态、文学形式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差异。西方文化体系的“分科”方式，显然不适合中国古代文化实际，这使得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成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建设当代社会主义新文化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古代文章的多样化和复杂性，使文章学可以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展开立体式、全方位研究，文章学研究成为赓续中华文脉的基础性大工程，也是出好成果与大成果、出新观点与新思路、出优秀人才与社会效益的文化资源富矿。

　　二

　　我国高校新文科建设的基本精神是把握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要求，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文化，培养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家，形成中国学派。笔者认为，文章学研究与新文科建设有着密切关联，为中国文章学研究的深入拓展并成为“国标”目录中的新学科提供了契机，是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当代中国文化的学科划分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化中便会出现难以操作的多种问题，比如文学范畴中文章与散文的关系，就是长期困扰学人的重要问题。“文章”是中国文化普遍使用的特有概念，古代的使用范围极其广泛而不限于文学，普及程度也很高，呈现着鲜明突出的本土化与民族化特色。尽管具有文体意义的“散文”概念在十二世纪中国典籍里频频出现，但也只是“文章”中的一类；而西方文化中的“散文”概念与“诗歌、戏剧、小说”并列，内涵范围仅限于文学范畴中。

　　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实际上抓住了研究中华文化的关钥，不仅对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意义，而且可以让世界人民认识中华文化的本真面貌。笔者认为，文章学研究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着眼点，也是立足中华文化实际，矫正此前分科偏颇，回归本土化与民族化的必然切入点。“文科”是人文学科的简称，其内涵的本质与灵魂是“人文精神”，正如明代赵梦麟《文体明辨序》所言“圣经贤传、诸子百家之言，极人文之致”，包括中国古代“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尊道贵德、以文化人、人文化成”五大核心文化理念的现代转化。

　　当代的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首先表现在由以往数千年一以贯之的个体自发研究，一变而为国家大力倡导和政策扶植，呈现出有效组织学界开展全面系统研究的喜人局面。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的此类课题数以百计，重大项目如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史》、王尧《“文章学”传统与百年中国散文发展研究》、郭英德《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莫道才《历代骈文研究文献集成》、吕双伟《明清骈文文献整理与研究》等，都推出了大批高水平成果。

　　最有代表性的是复旦大学王水照《中国古代文章学著述汇编、整理与研究》，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1900多万字的成果结项，成为文章学研究新突破的重要标志。《历代文话新编》既为学界提供了可靠翔实的文献资料，又为建构文章学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专题研究丛书》（共13部）呈现出鲜明的原创性或开拓性，如《中国古代文章学的形态与体系》《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衍化与异形》《文话流变研究》等，都让人眼前一亮。王水照还提出“文章学之成立，殆在宋代”“中国古代文章学内涵丰富复杂，却自成体系，最具民族文化之特点”等新观点，并归纳出“文道论、文气论、文境论、文体论、文术论、品评论、文运论”七大板块的内容体系，为新文科建设，特别是为文章学学科走向成熟作出重大贡献。

　　人文学科是管人心、管方向的大问题，人文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固本工程、底色工程、铸魂工程”。新文科建设的基本原则首先就是要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形成各领域的中国学派。中国文章学几乎可以覆盖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字文化成果，包括数理化领域，如古老的天文学与数学著作《周髀算经》、记述春秋战国制造工艺的《考工记》、三国时期杨泉讲述宇宙发生与人之生死的《物理论》等，都因富含深刻丰厚的人文精神而成为人文学科硏究的重要对象，更不必说跨领域、跨学科无所不包的《周易》。

　　三

　　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文章学是未曾间断过的热门话题。从《周易》“言有物”“言有序”“其旨远”“其辞文”“尚其变”的五大要求，到《论语》“辞达而已矣”的基本原则；从《文心雕龙》“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创作训练，到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方法引导；从苏轼“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与手”的经验总结，到黄庭坚“文章本心术，万古无辙迹”的创新体悟；从章学诚“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的规律探讨，到桐城派“文法”理论的系统总结和概括，都是文章学的研究与探讨。

　　中国古代文章学有着漫长的酝酿期和发展期。先秦两汉经典文章很多，但没有谈论文章学的专著，大都以文章示范、读者体悟，或以散金片玉式的语言蕴置于各类文章中，故颜之推《颜氏家训》说“文章者，原出《五经》”，而徐师曾《文体明辨·序》称“文章之体，起于《诗》《书》”。如果说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是重在表达思想主张而暗含文章理论元素的话，那么秦朝以后则代之以普遍讨论文章呈现形式与艺术表达技巧，汉赋的兴起与肇始于魏晋而长达千年的骈散之争，以及深刻影响元明清文化发展的唐宋古文运动，都很典型。

　　晋代挚虞《文章流别论》是较早的文章学专著，作者将颂﹑赋﹑诗﹑契﹑箴等十一种体裁的文章“类聚区分”，指出各类体式的性质与源流，文体意识与理论思维倾向明显。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宋代“文话”的出现，助力文章学进一步发展。真德秀《文章正宗》“义例精密”，分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每类又以小序说明文体缘起与功用特点，体现出文章学的专业性。明代吴纳《文章辨体》探讨制作旨意而辨析精确，徐氏《文体明辨》“文各标其体、体各归其类”，都是影响深广的文章学著作。清代是文章学的繁荣兴盛期而以桐城派理论为代表，此不赘述。

　　进入二十一世纪，伴随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从不同角度展开和推进，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局面。国家在文章学、文体学、分体研究与断代研究等方面给予大力资助，不仅推出了大批高质量文章学研究新成果，而且培养出一批发展潜力很大的领军人才和中青年学者，推动文章学学科建设趋向成熟。

　　中国古代文章，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智力贡献，也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巨大精神财富和文化战略资源。伴随中国高校创意写作课程的兴起与AI技术的普遍运用，利用当代高新科技手段，开发好、运用好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建构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文章学研究新学科，既是创新性发展文章学的历史新机遇，也是建设中国学派的新的生长点。中国古代文章学有着巨大研究空间和应用潜力，只要坚持不懈，不断推出更多富有新意的原创性成果，中国特色的文章学话语体系、理论体系乃至教材体系就会不断完善，文章学研究的中国学派也将脱颖而出。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0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