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章灿（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教授）

　　刚出版不久的《行走的印迹——安平秋古籍工作论谈》（简称《行走的印迹》），浓缩了作者59年古籍事业的历程。安平秋先生自196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后，即投身古典文献研究，1983年起，他受命主持筹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高校古委会”）并历任要职。自1992年起，他又先后担任当时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现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副组长。可以说，安先生将生命中最多、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古籍工作，以“行走的印迹”来命名此书，朴素中透着谦退，实在是很恰切的。

　　回顾近四十年的高校古籍工作，总结高校古委会的工作，没有人比安先生更有资格，更能说得“累累如贯珠”。《行走的印迹》就是安先生这一方面论谈的结集。此书所涉及的古籍工作，包括“古籍的收藏与保护、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古籍的出版与数字化”三个部分。鉴于安先生数十年来对这三部分工作的全面参与，此书所记录的，既是他个人在古籍工作领域“行走的印迹”，也是近四十年高校古籍工作“行走的印迹”。此书的出版无疑具有历史意义。

　　书中所收录的多篇安先生的讲话，我都曾现场聆听，近日通读《行走的印迹》，勾起我的回忆，也使我加深了对他古籍工作实践与思考的体会。这本书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如下三句话，请容我一一道来。

《行走的印迹——安平秋古籍工作论谈》安平秋 著 凤凰出版社 

　　“古籍工作是一条大河”

　　“古籍工作是一条大河。”这句话涉及安先生对古籍工作范围的界定与理解。他原话是这样说的：“古籍的收藏与保护、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古籍的出版与数字化，这三个部分犹如一条大河的上中下游，互相关联，互为支撑。”照我粗浅的理解，这句话包含有三层意思。

　　第一，这句话明确指出古籍工作有三个组成部分，十分重要。要深入理解这一层意思，还要明白一个背景，那就是安先生在2022年3月15日《致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师生的信》中说到的，按照教育部新的要求，“古委会的工作任务，在原有的受教育部委托，负责组织、协调全国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和人才培养及经费分配管理的基础上，增加了负责全国高校古籍保护、利用、修复和数字化的职能”。这表明，随着高校古籍工作的推进，随着电子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古籍工作的内涵也有与时俱进的更新与拓展。古籍整理工作是党和国家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于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在新时代新形势之下，已经被注入新的内涵，称之为“古籍事业”，是当之无愧的。

　　第二，随着高校古委会工作范围的扩大，“任务更重，责任也更大”，教育部“希望古委会真正发挥好全国古籍工作主阵地作用”。所谓“主阵地”，是指古委会依托高校，四十多年来致力于古籍整理与研究，已经培养出一支古籍整理与研究的人才队伍，也为古籍保护利用以及出版与数字化奠定了学术基础。换个角度来说，高等院校既具有古籍典藏的资源优势，又具有人才培养的队伍优势，还具有多学科融合与新技术开发利用的学科优势，完全胜任全国古籍工作主阵地的职责。

　　第三，安先生把古籍工作所包含的三个部分，比作一条大河的上中下游，比喻生动而贴切。一方面，古籍工作像一条大河，源远流长，流域广袤，文脉久远；另一方面，这样一条大河的上游、中游和下游之间，又是互相关联、互相支撑的关系。那么，在具体工作中，应该如何落实三者的“互相关联、互相支撑”呢？安先生说：“我希望高校古委会在中宣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指导下，与文化部全国古籍保护中心呼应，推动国家古籍收藏与保护、整理与研究、出版与利用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共同发展。我们期待着一个新局面的出现。”我相信，按照这样的筹划，新时代高校古籍工作必将宏开新局。

　　“古籍整理事业需要一种精神”

　　“古籍整理事业需要一种精神。”这既是安先生对高校古委会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对高校古籍工作从业者提出的希望。安先生曾在2000年全国高校古委会古籍研究所所长与专业主任工作会议上讲道：“古委会多年来提倡一种精神，是在委员之间提倡这种精神，在所长之间提倡这种精神，在古委会工作人员之间，在古委会工作人员和各个所所长、各个专业主任之间也提倡这种精神。我们在80年代就讲，到了90年代还讲。那就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人总是需要别人帮忙的。一个人是成不了什么事，只有我们联合起来，更多的人，大家真正为古籍整理事业献身，至少为古籍整理事业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有这样一种奉献精神，一种事业心，那么才能做好工作。而在这事业心里面需要的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我想再加一条，就是互相体谅。”这种精神可以概括为“四个互相”，也可以总结为奉献的精神。四十年来，古委会不仅提倡这种精神，也在实际工作中实践这种精神。

　　安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到这种精神。早在1991年11月10日，他在全国高校古委会三届一次会议全体委员聚会时，就把第一、二届高校古委会工作的经验总结为两条：“第一条就是要有事业心。古籍整理是个事业，大家在古委会里面，在各个研究所工作，在各个学校工作，集中到一起，成为一个新的集体，这几年靠什么能够团结，能够和谐，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有一颗为古籍整理事业献身的事业心，这是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一个基本的力量。第二条我觉得就是大家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根据目前的情况，我想在第二条里再加一句，就是互相谅解。”与2000年会议讲话对“四个互相”的详细阐述相比，1991年的这两条总结讲事业心比较多一些。

　　实际上，“一颗为古籍整理事业献身的事业心”，其本质就是奉献精神。2018年10月12日，安先生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文献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闭幕式的发言，更拈出“古籍整理事业需要一种精神”一句为题，明确提出：“在古委会工作，是需要一种精神的，需要一种为事业献身的精神……我们所需要的一种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奉献精神。这是太普通，也太需要的精神。它应该成为我们全国高校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所有人员的共同的精神。”这段话特别强调高校所有从事古籍工作的人员都应该具有这种精神。因为古籍工作是大家的事业，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齐心协力，有这样的事业心，有这种奉献精神，才能做到“四个互相”。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精神也可以概称为古委会的精神。

　　“肯替别人想是第一等学问”

　　这句话原出明代学者吕坤之口，原创权不属于安先生，但他不止一次引述此句，虽然每次的发挥不尽相同，但可见他对此语格外重视。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南京召开的第三届古籍整理与研究青年学者会上讲道：“作为一个人来说，做事可以有虚有实，有轻重缓急；但是做人，不可虚而不实、假而不真。我想，我们做人首先就要真诚、实在；而待人，对待别人，要平等，肯替他人想。明代学者吕坤讲过这样的话，‘肯替别人想是第一等学问’。我们仔细琢磨这句话，确实如此。我们很容易为自己想，而为他人想得不够。凡事能够考虑到周围，特别考虑到别人，我觉得不容易。”

　　高校古委会开过四届青年学者会，在前三届青年学者会上，安先生都有发言，都对青年学者提出希望和建议。在第一届青年学者会上，他先讲到古委会准备重点抓45岁以下的青年学术骨干，在科研项目的立项评审中适当加大青年学者的立项幅度，给青年学者以特殊的照顾，这都表明高校古委会很替青年学者着想。他接着讲道：“年轻学者都在不断地向上发展，地位也越来越高，要注意到真诚地待人，自己为人要真诚，待人要平等。”又讲道：“古委会历来提倡真诚，提倡平等。为人要真诚，待人要平等，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自己学问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或者意识到和自己在一起的人学问不如自己的时候，不要自傲，不要自视甚高而看不起别人，不要矫揉造作，故作清高……总之，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只顾自己，不顾集体，要有全局观念，要尊重别人的工作和劳动，不要鼠目寸光，只看到自己。”这段话虽然没有引述吕坤之语，但“多为他人着想”之意已在其中。我由此联想到，程千帆师很喜欢唐人钱起七律诗《山中酬杨补阙见过》中的一联“幽溪鹿过苔还静，深树云来鸟不知”，原因是此联描写的是沉潜低调、不事张扬之境，有助于“检身悟学”，值得参详。安先生讲话虽然没有引钱起诗，却与钱诗异曲同工。在第二届青年学者会上，安先生对青年学者的发展和成长提出更具体的建议，特别强调“做人、做事、做学问这三者能够兼顾、不偏废”，做事方面“就是多为他人着想”。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从根本上说，这三句话所论所谈，也无非做人、做事、做学问三者，并无其他。安先生在《行走的印迹》一书中论谈古籍工作，正是以这三者为核心而展开，特别强调其最终目标，即做好古籍整理事业。故可以一言以蔽之：从事古籍整理事业，需要一种为事业献身的精神，一种相互支持的奉献精神。

《虞山毛氏汲古阁图》（局部）  图片选自《苏州刻书史》，由凤凰出版社提供

安平秋为《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题辞 图片选自《行走的印迹》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22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