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学术笔谈】

　　中华美学一直以来都具有独特的审美风范，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蕴含着丰富的美学范畴与艺术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当前，推动构建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适应时代要求、立足中国实际，系统提炼总结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此，本刊特约请三位学者立足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标识性概念，从平淡之美、雄浑之美、典雅之美三个角度出发，深入阐释中国文化中的平淡之美、中国古典美学的雄浑、典雅与文人的理想生活，以期引发学界关注和进一步思考。

　　作者：王耘（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典雅是一种中国古代艺术作品与文人生活所特有的审美范畴。在中国古代艺术创作的历史长河中，“典雅”一词脍炙人口，既古老又鲜活。典雅最初的含义蕴藏在以庙堂为“正则”的政治礼制文化母体中，继而成为文人写作文章的格调，最终融入文人的生活世界里，堪称文人生活世界的别样风景。

　　正则：典雅的文字内涵

　　“典”“雅”二字，其内涵指向一个共同的基础：“正”。典为“正”，雅亦为“正”。“典”之字形为上册下丌，其本义是书籍简册。册在丌上，阁上，架上，则为大，为经，为要，为常，为法。“典”是一种由官方发布的，带有制度性、标志性、导向性的法度。守卫“典”，秉持的是合乎最高标准的价值观，遵守的是堪称行为规范的纪律与准则。据《说文解字》，“雅”系“楚乌”，为一种鸟名。另外，“雅”也是《诗经》的一种体裁，乃六义之一。在《毛诗序》《风俗通》《白虎通》等诸多文献里，“雅”字假借，谓之“正”。《玉篇》《尔雅注疏》《周礼注》中的解释也都与之吻合：雅，正也；雅言，正言也。合二为一，所谓“典雅”一词，是中国古代以“正”为核心的政治礼制文化形塑的结果。作为一个合成词，“典雅”在《上成帝书辩家语宜记录》中以“典雅正实”的组合形式出现。

　　“正”的金文字形分为上下两部分，上“横”为目标、目的，下“止”为足履。不偏不倚地走向目标、实现目的，就是“正”。因此，《吕氏春秋注》把“正”解释为“直”。当“正”用作动词时，有“使正”“整”的含义，指的是整饬、治理、考辨、定罪等与政事相关的政府行为。这也就意味着，“正”既奠定了一种现实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理论尺度，又构拟了一种放眼“天下”，超越现实的理想的道德蓝图。

　　值得强调的是，中唐以前，典雅是与文人政治生活相关联的。《文心雕龙·定势》有言，“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谢恩、按劾，抑或陈情、执异，都是臣子写给君王的呈文书奏，要围绕朝廷的政治礼制展开。用刘勰的话说，“典雅”是要“熔式经诰，方轨儒门”的，有其强大的约束力。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典雅”身上，人们总会感受到一种“向上”的力量。实际上，典雅是一种在他律的轨道和规范下谋求自律的行为。道德作为目标是预设的，如何正直地实现理想却由个人来“书写”。于是乎，一份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抱负，就一直酝酿在古代文人的心志中，激发他们的坚韧与果敢，督促他们自我反省、自我要求、奋发图强。

　　端庄：典雅的文章格调

　　在“典雅”与其他词语的搭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文章典雅”。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了“文辞典雅”“文词典雅”等。可见，“典雅”主要是用来修饰“文章”的。典雅的文章风格，表现为“端庄”。

　　在古代文人的写作实践活动中，“文章”是一个大词，既包含了“文学作品”，也包含了各种公务类型的“非文学作品”。由于与朝政紧密关联，所以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非文学作品”，都需要典雅。唐代宗大历年间，洋州刺史赵匡在撰写的《举选议》中指出，一个人如果能够学经史，达政体，正策略，再加上文章典雅，就可以举为秀才。可知，典雅一词的运用常常是附着于谋臣对经史、政体、策略的理解之上的。进一步说，“典雅”写作更类似于一种特殊的政治通道，其文化根性在于政治认同。政治认同不是中国古代文人写作的唯一命题，却是其生发文思的前提基础。所以，典雅文本的代表作是台阁体、馆阁体之类的作品。“端庄”恰恰是相应于此类型作品所具有的鲜明的风格特色。例如，元代周权在《谢欧阳学士》中有言“台阁文章端典雅，山林气质借清温”。

　　究其实质，能称之为典雅的写作风格，实则为一种“格调”写作——符合某种制度化需要的“格式”“腔调”的写作。写作态度端正，才有资格被称为“端庄”的“典雅”之作。具体而言，以古为法，是第一原则。“典”通常是在时间的维度上做文章，在历时性的发展线索中，回忆风云变幻、沧海桑田的变迁轨迹，向上追溯。也就是说，“典”必然与“经”“籍”结合，使用典故事略，注疏经典要义，守持先人典籍，从而使得典雅有了述古倾向。在此基础上，态度端正，是第一原理。端庄之作，切忌空泛。南宋李巘曾指出，辞章典雅的前提是答疑详尽，凡事皆有回应。文采如何或许存在个人差异，但典雅起码保证了写作者端正、勤勉以及积极配合的写作态度。在《文心雕龙》的《体性》《诏策》篇中也有对“典雅”写作风格的类似表述。

　　超脱：典雅的文人生活

　　中国古代文人虽然怀揣经世致用的梦想，但也往往自觉地与现实保持距离。当现实状况无法满足他们对理想的期待时，一种逍遥物外的境界便应运而生。典雅亦褪去了只应用于“庙堂之高”的崇高地位，融入了百姓生活。清末，高燮曾描绘落魄了的文人“贷粟釜鬻皆典雅”，意思是文人去借贷粮食的时候，俨然文辞典雅。“典雅”遂被用来描述文人即便凄惶清苦、惴惴不安，但却傲然不屈、端正风雅的超脱生活。

　　典雅的文人生活是超脱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凡是生活皆为典雅。别有洞天，是典雅的理想意境。所谓“别”，指的是与世俗浅陋有别。“雅”往往善于在超越的手段上下功夫，与“俗”划清界限，出淤泥而不染。在与“俗”的对比中，典雅的生活增设了生命体验的高度与深度，如翩翩君子，足以廓然清朗，风度雅致，清癯内敛，悠然而从容。值得强调的是，雅俗本身是可以“共赏”的，朱自清曾就这一话题进行过专门讨论。他的讨论不仅凸显了“近于人民”的现代的立场，而且对“雅文化”与“俗文化”作为理论术语的出现产生了重要影响。

　　超脱的文人生活有两重特性，其一，回归当下的“时间”。历史上，唐代僧人寒山笑称：“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其中潜藏着一条重要的逻辑线索，即对于“古典”“经典”的解构。“以古为法”的第一原则失效了。典雅就是当下的，此刻的，即时的。其二，塑造诗性的“空间”。《二十四诗品》中的“典雅”，无疑构想出了一种无可比拟的梦境：“玉壶买春，赏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这里，典雅呈现了文人生活空间与诗歌艺术空间的叠合，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典雅是专属于文人的。在座的是文人是佳士，不是帝王，亦非百姓。他们在修竹中，绿荫下，眠琴、观瀑。第二，典雅之中，没有了“庙堂铺垫”做背景。数千年来，历史辗转沉浮，典雅保持了其内在“向上”的基因，却把“上”的空间还给天地。第三，典雅是一种静默的画面。飞流的瀑布原本躁动，但在这里，变得无声。这不是熙攘喧嚣、追名逐利的市井之象，而是文人在内心收摄自我而又云淡风轻、自然而然的素色“底图”。第四，典雅即便没有穿透生死，也经历了晴雨、春秋。玉壶买的是春酒，人却站在了秋天里，时而观云，时而赏雨。中国古代文人不是把生活放在艺术的空间里，而是把生活本身塑造为艺术空间。典雅正是如此生活艺术的本色和基调。

　　今天，人们在使用“典雅”一词时，用法极为宽泛，它与“风雅”“高雅”“儒雅”“优雅”几乎没有区别，而可以被笼统地称为“雅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审美范畴之一。“典雅”的使用逐渐突破了原有的阶层和疆域，展现出通感、跨界、圆融、对话等特质，也强调在不同的文明话语体系之间的共生与共情。在日常生活中，琴棋书画诗酒茶，乃至建筑的筑造、家具的工艺、装饰品的摆放、服装的设计，典雅的影子无处不在。可见，典雅早已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07日 15版）

　　相关链接：

　　《中国古典美学的雄浑》

　　《中国文化中的平淡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