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谷涛（凤凰出版社编辑）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这是乐府《西洲曲》的第一句。为何折梅总是要往江北寄去呢？古人的问题，就要向古人询问。南京出土东晋南朝墓志是六朝古都南京最具特色、最有价值的文物。南京市博物总馆编著《贞珉流徽——南京出土东晋南朝墓志》（以下简称《贞珉流徽》）一书，旨在对东晋南朝时期墓志及其研究做一次系统梳理和总结。该书收录了南京地区出土的东晋南朝墓志共计53方，几乎囊括了目前已发现的所有东晋南朝墓志的资料。翻开《贞珉流徽》，相信上面的问题就会有答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南京市文物部门在幕府山、象山一带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琅琊王氏家族的墓志。西晋末年，权倾一时的东海王司马越就多用东海名士，首当其冲的便是宰相琅琊王氏的王衍，而晋元帝司马睿经营江东正是受到司马越的任命。东晋建台后，元帝身边琅琊王氏的王敦和王衍是建国的第一等功臣，时称“王与马共天下”。在南京的象山，即今幕府西路北侧银城康养象山颐养中心北侧山体，发现了琅琊王氏王彬一支的家族墓地。王彬也是元帝的早期幕僚之一，是王导的族弟，历任要职，也是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彬的家族墓葬所在地幕府西路位于南京幕府山的西侧，正处于长江东北而上在南京的一个拐点，居高临江，白石耸立。幕府山一直有传说是当年王导在这里开幕府而得名，这应该是读音的以讹传讹。有墓志上作“白阜”，“白阜”与“幕府”古音近，“白阜”山逐渐成了幕府山。但这江边的“白阜”山，历代皆为军事要冲。滨江幕府山一带当时属侨琅邪郡临沂县，琅琊王氏在侨郡县择地埋葬，亦算是葬在“乡里”。此后，因战争离乱，王氏后人王羲之以《丧乱帖》痛陈北方祖墓被毁之殇，至梁代王筠已自称“家本江东”。据《梁书》记载，王导赐田位于象山与紫金山之间，其墓亦在幕府山西侧，与颜氏、温峤等家族墓葬共同构建城北滨江“第一吉壤”。如今的幕府山片区，既是《景定建康志》等文献记载的历史空间，又是南京“拥江发展”战略要地，高新技术产业与滨江风光带在此交融，形成古今叠合的城市景观。

《贞珉流徽——南京出土东晋南朝墓志》南京市博物总馆 编著 凤凰出版社

　　与王氏的显赫相比，陈郡谢氏的崛起更具传奇色彩。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出土的谢鲲墓志如实记载其只是官至豫章长史，与《晋书·谢鲲传》所述渡江初期“时辈渐显，鲲独不遇”形成互文。而在江宁司家山谢攸家族墓地出土的谢球妻王德光墓志，实证了《南史》“王谢世婚”的联姻传统。仅该墓地就出土了6方记有“王谢”通婚证据的墓志。这种通过墓葬空间维系的门阀网络，恰如《建康实录》所述“世家聚葬”传统，也映射出谢氏家族从“谢安围棋赌墅”到淝水之战定鼎的奋斗历程。其后，谢氏家族墓地从今日南京城南郊的雨花台附近扩展至牛首山北麓——昔日宰相王导所谓的“天阙”，在刘宋时期演变为佛教圣地宏觉寺，至南唐成为李煜家族陵寝所在，今日则以佛顶宫承载着宗教与文旅的双重使命。

　　兰陵萧氏的墓葬选择与以上大家氏族不同，展现出其“晚出门户”的特点。仙林甘家巷附近出土的梁代皇族墓葬，靠近当时的侨置琅琊郡，处于现代高校集群的核心区。这种“向东北拓展”的葬地逻辑，与王谢家族“滨江而葬”的传统形成对照，恰如萧衍《莫愁曲》中“河中之水向东流”的隐喻——当琅琊郡手植的小树已长成合抱之木，泫然流泪的桓温发出“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慨叹时，栖霞山的禅颂之声已为南渡后裔营造出新的精神故乡。

　　这些深埋地下的石刻，亦常在不经意间破解历史悬案。东晋名家温峤墓志的出土便为《世说新语》的千年“绯闻”画上句号：志文明确记载的妻室中并无刘氏，终使温峤“强娶表妹”的传闻不攻自破。而萧子恪墓志中关于永明文学活动的记载，与《梁书·萧子恪传》“预竟陵王西邸”的记述互为印证，为“永明体”诗歌研究提供了关键物证。更具戏剧性的是，象山王氏墓志出土后,郭沫若据此对“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真伪提出疑问，引发震动学界的“兰亭论辩”。

　　南京城的山水格局，始终与六朝氏族的生死选择交织。与北方都城的迁移不同，建康城“因山为垒，缘江为境”的天然屏障，造就了“都城叠压”的独特考古现象。正如新亭宴上“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喟叹，从葬地或葬地的选择到墓葬的规制、墓志的文字，都反映出南渡世族们渴望返回北方的心志，在时间里一天天消磨。当琅琊王氏的赐田成为今日的滨江风光带，昔日陈郡谢氏的吉壤也变成如今城市空间扩展的重要枢纽，千年前的世族已矣，但这片土地仍在续写着新的篇章。

　　《贞珉流徽》中的墓志，既破解了“折梅寄江北”的文化密码，也为现代城市保存着最原始的空间基因。那些铁画银钩承载的，不仅是王谢风流与萧梁往事，更是中华文明在南北交融中生生不息的见证。恰如《西洲曲》的古今唱和，让江畔南风继续传颂着千年低语：“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1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