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黎明（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古代先民在感知世界、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过程中，创制了汉字这一独特的文化符号，而这一过程一直未曾离开人主体意识的渗透与参与。正如语言学者申小龙所言：“从根本上说，汉字的建构精神是一种以人为立足点的人本精神。”

　　构造字形：着力于人体自身

　　《说文》载：“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孟子·尽心上》亦云：“万物皆备于我。”在古代先民的观念中，人是万物的主宰，是万物的中心；因而认知世界，需先从认知自身开始。在这种意识支配下，早期先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创造了“八卦”这样的文化符号。这种灵感与思维作用于汉字的构形，则更彰显出“近取诸身”的人本意识。如先民通过洞察人体自身，创造出了各种姿态的“人”形字：有象侧立人形之“人”，有象奔跑人形之“夭”，有象怀妊人形之“身”……就连小孩的形体也被细致刻画：有象幼儿形之“子”，有象残疾儿形之“孑、孓”，有象囟门未闭合婴儿形之“兒”等。除了“人”形字，先民还创造了众多表示人体部位的字，如属于头部的“口、牙、目、耳”等，属于四肢的“又、手、止、足”等，都通过“画成其物”之法，留影于字形之中。可见，无论是以人体的全部还是某一部位为参照体，创造出的汉字都与造字主体——“人”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不只描摹人体的象形字基于人自身，表抽象意义字的构形也多有“人”的参与。如表示相持的“夹”，取二人从左右夹住一人之形；表示休息的“休”，取人依木休息之形；表示坠落的“坠”，取人倒着从阜（高山）坠落之形；二人相随为“从”，二人相背为“北”，等等。据申小龙统计，甲骨文中，关于人类或人体的字最多，占20%以上。这正是先民构造字形时“近取诸身”的实证，也是汉字构形人本意识最为直观的体现。

图1

　　对于无形的长度单位，古人也是以“身为度”，所谓“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说文》在“尺”下注：“周制，寸、尺、咫、寻、常、仞诸度量，皆以人之体为法。”说明这些字的构形也是基于人体自身。如“寻”，《说文》云：“度人之两臂为寻，八尺也。”甲骨文作（见图1），就像人伸出两臂度量某物之形。用人的肢体感知和丈量长度，简便易行，彰显了先民的智慧，也体现了先民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深刻理解。国学大家姜亮夫先生讲：“汉字不用其物的特征表某一事，只是用‘人本’的所有表一切，这还不是人本而何？”

市民选购汉字文创产品。新华社发

　　观物取象：立足于人的视角

　　观物取象是人类创造早期文化符号的前提和基础，它与先民的观察、思考、选择、创造等思维活动密切相关。但不同民族的认知心理多有不同，使其观物视角、取象方式也存差异。汉民族观物取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立足于人自身，即以人为出发点观察和审视客观事物。正如学者龚鹏程所说：“取象的对象，则天地间一切物事，无所不包。尤其是把人自己视为视知觉观察之起点。所谓‘近取诸身’。这一点最为奇特。因为一般的观看活动，都以视见外物为主，中国人却以自身为主。”

　　因此，早期汉字的创制，实际上是先民立足于自身，对客观事物进行不同视角“观象—取象—造象”的过程。客观物象不同，取象方式也有差异。如“门”象双扇门形，“自”象鼻梁轮廓形，“木”象树木形，为正面取象；“鸟、豕、兔、象”等动物字，均描摹其侧面轮廓，为侧面取象；“日、月、晶、雨”等字，为仰视取象；“水、田、舟、井”等字，为俯视取象；“心”字甲骨文作[~符号~]，不仅描摹了心脏的外形，还勾勒了内部瓣膜结构，为透视取象；“郭”字甲骨文作[~符号~]，先着眼于城郭外围，俯视取象，再散点观察四方楼亭，平视取象，最后整合多维视角的物象，完成字形构造。尽管取象方式因物而异，但其本质都以人的视觉经验为根基。可见，人体自身不只是汉字构形的基点，也是人们观物取象的原点。

　　先民通过调整观察角度，将复杂物象提炼为简洁符号，既保留了物象的客观特征，又渗透以人的主观认知。这种“人本”视角的取象逻辑，也是汉字构形区别于其他文字体系的重要特质。

河南安阳甲骨文课堂。光明图片

　　认知万物：投射以人的意识

　　《庄子·齐物论》载：“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古代先民物我合一的主体意识，将主观理念和情感投射于自然万物，使得自然之物也具有了人的精神。基于这种“主体投射”，古人自然会将世界的结构视为人自身结构的拓展与延伸，并试图以人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模式去理解和建立世界的结构。

　　这种意识在认知动物及与动物相关汉字的构形和应用中有充分体现。如“牛、马、犬”等动物，其特点不止一项，但经过人主体意识的提炼与加工，最终投射到字形上则是“牛”突出了双角、“马”突出了长脸和鬃毛、“象”突出了长鼻。再如“家”，《说文》：“家，居也。从宀，豭省声。”其中“豭”指公猪。《左传·桓公十八年》载：“女有家，男有室。”女性出嫁而有家，这里的“家”隐喻丈夫。可见，“家”的构形既显示出古代先民赖以生存的产业由游牧狩猎过渡到农耕养殖后，“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体现出古代婚姻制度建立之后，女性对男性在维持家庭生活中的依赖与认可。《诗经·墉风·柏舟》讲女主夸耀她的对象垂发齐眉，“实维我特”。“特”的本义为公牛，这里用它表示对象，虽为譬喻，并无贬义，反而透露出对雄壮而可靠男子的赞美与喜爱。

　　古代先民在认知植物并为其构造字形的伟大实践中，同样投射以人的主体意识。如“竹”作为“岁寒三友”之一，古文字形体描摹了两棵枝叶下垂的竹子。《说文》释为“冬生艸”，表明古人已认识到竹虽形似木本，实为草本。然而，先民并未造一从“艸”之字来表示它，而是以象形之法单另造出“竹”字，《说文》也将其列为部首，统摄了一大批相关字。这一现象或许源于竹在古人意识中的独特地位——它不仅是一种植物，更被赋予了人格化的内涵。《晋书·王徽之传》载王徽之爱竹，即使暂居别人空宅，也要种竹，曾言“何可一日无此君”。竹子“此君”别称的诞生，正是这种人格化意识的进一步延伸。此外，人们对植物部位的认识，也是努力从探寻人与植物的共同点出发，试图在人与植物之间建立一种内在的联系，如人有“跟”，植物有“根”；人有“肢”，植物有“枝”；人有“颈”和“胫”，植物有“茎”；口语中把脚趾称为“脚丫”，而“丫”本象树枝的分杈。

　　不只是动植物，人们对其他外物的认知，在构造字形时也多有主体意识的潜在映射。如“向”，《说文》：“北出牖也。从宀，从口。”本义为朝北的窗户。然而，先民在造字时或许不易直接描摹窗户的形状，就直接将“口”字移嫁于它的构形。通过“口”与“宀”的结合，巧妙地将口与窗户在形状和功能方面的相似性联系起来，不仅使汉字构形中“以人观物”的独特思维具象化，更赋予了无生命的外物以人的隐性意识。

　　中国古代文化，曾经历过一个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的转变过程，而这一历程正与汉字构形系统的逐渐生成相呼应。从部分汉字构形的“近取诸身”，到整个汉字系统的“主体投射”，汉字构形的人本意识得以在与时俱进中涵养和日积月累中沉淀，而汉民族独特的构形思维也通过汉字这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实现了凝结与升华。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27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