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蒋士铨诞辰300周年】

　　作者：任 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明清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近世转型与交通方式的日益发达，文士的空间流动呈现出超越前代的历史图景。科举应试、仕宦迁转、幕府游历及文化交游等社会行为，催生出士人群体持续性的地域迁移现象，使得地域成为探察其生命轨迹与精神世界的关键视角。列名“乾隆三大家”的蒋士铨，遍历鲁、皖、江浙及京师等地，并通过《乌江竹枝》《京师乐府词十六首》等创作实践，以在地化视角记录不同地域的文化景观。江西作为出生与终老之地，一直是蒋士铨的心系之所。他穷其一生，反复描摹，形成了独具标格的乡邦书写。

　　江西，地处江右，古称豫章。在蒋士铨的人生特别是他的文学世界中，江西是一个颇为独特的存在，戏曲创作尤为典型，正如吴梅《中国戏曲概论》所言：“心余诸作，皆述江右事。”蒋氏现存的十六部剧作，除《采石矶》《雪中人》之外，均与江西有显著关联，根据创作内容，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演绎江西历史人物，如《冬青树》《临川梦》《桂林霜》分别聚焦江西先贤文天祥、汤显祖、马雄镇的道德功业、跌宕人生。其二，展现江西地方民俗与风土人情，如《庐山会》写庐山五老、彭蠡小姑等同游江西名胜庐山，《一片石》以秧歌、地方声腔、方言俗谚“诙笑点染，以乡人言乡事”。第三类则是基于作者在江西的“朋友圈”而创作，如《西江祝嘏》系蒋氏代江西士绅为皇太后祝寿而作，剧名“西江”即指江西，《空谷香》则是应江西南昌县令顾瓒园之邀，为其爱妾姚梦兰量身定制。

　　蒋士铨的诗文观念与创作也彰显着江右气象。与同时代的其他文人相似，蒋士铨频繁游走于各地，而且每到一地，多有凭吊怀古之作。在《忠雅堂诗集》中，以地名为题的诗作不在少数，地理位置的迁移、行迹的流动甚至构成了该集在时间次序下另一条显在的编辑线索。而作为精神原乡存在的江西，无疑是他最常经行、驻足之处，他的诗文集中也留下了不少像《鄱阳竹枝》《游铅山郭西观音石》等采录本地风俗景观、吊缅江西先哲的作品。“乡人谁复继前贤？一拜须眉一流涕”（《题文信国遗像》）等话语表露出强烈的地域自觉和对乡邦文脉的深重关切，这构成了他此类创作的主要缘由，不同于寻常的纪行、怀古之作。他深深自豪于历代乡贤的文学成就，并有意识地建构江西的地域文化传统。其写诗、论诗崇尚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风，甚而引来后人訾议：“苕生论诗，于西江阿其所好，稍乖公允。”（尚镕《三家诗话》）在日常的学习、交游活动中，也有意揄扬、推崇同乡之人，钱锺书在《谈艺录》中就指出：“心余服膺者，皆为其同乡声名寥寂之士……翁苏斋、王述庵、袁随园等风雅总持，与心余时有唱和，而未尝被引为诗友也。”

　　不论古今，故乡都是一种意义纷繁、饱满的精神符号存在。它关联起桑梓、家乡、故园、乡关等诸种称谓，成为人们永远魂牵梦绕、心向往之的心灵家园。对于蒋士铨而言，江西就是他的灵魂皈依之所。蒋氏先世姓钱，居浙江长兴，祖父迁江西铅山，过继于蒋氏，又移家南昌。蒋士铨在南昌渡过了二十余年的青少年时光，之后出外仕宦、游历、讲学，晚年又归居江西，在南昌筑藏园，终老故土。江西陪伴了他一生中最长的光阴，当他行走他乡时，“匡庐笋蕨和盐绿，湓浦鲟鳇印鲊红”（《寄家书》）等家乡风物常常浮上心头，勾起他对亲人的相思、挂念：“乡梦难寻白板扉，感时常自念庭闱。”（《乡梦再用前韵》）基于自身的地域感知、族群认同，他对江西倾注了留恋、怀想、自豪等复杂感受，它们共同凝结为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故乡情结。

　　除了作诗抒怀，他还通过创作戏曲来排遣乡愁，表达乡曲之情。其《桂林霜》便创作于绍兴，《四弦秋》《临川梦》作于扬州，《冬青树》《采樵图》则作于病居北京期间。如《冬青树》，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蒋士铨因感慨“往代孤忠，当国步已移，尚间关忍死于万无可为之时，志存恢复，耿耿丹衷，卒完大节，以结国家数百年养士之局，如吾乡文、谢两公者，呜呼！难矣哉”（《冬青树》自序）而作。在文、谢二人姓氏前冠以“吾乡”，还在第一出《提纲》开场词中特意说明“殉金汤、文谢两孤臣，江西老”，实际上都是在表达心底难以抑制的自豪与荣耀之感。卢前在《红雪楼逸稿序》中曾借另一部剧《庐山会》言明他的这一创作心理：“观其词藻，似献与王氏者，而王氏又必江右人，太史桑梓之念甚殷。”

　　蒋士铨对江西的钟情，热烈而执着，已经远超日暮乡关、心向故园的普遍情感，其间还浸透着乡邦责任、家国观念及经济理想。时逢康乾盛世，蒋士铨对彼时的社会大一统深度认同，并立志修齐治平、辅弼皇猷。戏曲甚至诗文这些“雕虫业”（《寄辇云》），并非他的追求，却因与政治理想的互通而走入其笔下。乾隆十六年（1751），蒋士铨受南昌县令顾瓒园邀请，担任《南昌县志》总纂。其间，他感慨于乡贤娄妃之墓颓圮、湮没，倡议江西布政使彭家屏修墓立碑，并将娄妃沉江、钱公立碑之事编入《一片石》杂剧。其自序直言：“余时撰《南昌县志》，乃纪其事，参杂志中。以地属新建，故祠墓篇中，例不得载。尚窃惧其弗播人口……乃起，濡残墨，衍其事为《一片石》杂剧。”这部剧作包括之后陆续创作的娄妃题材戏《第二碑》《采樵图》，与他提议修墓立碑、编纂《南昌县志》，以及为家乡铅山建试院、筑蕉溪灞等善举相映成辉，都在以实际的事功反哺故乡，建设乡邦文化。这种文化自觉与经世情怀的深度融合，使蒋士铨成为清代江西地域文化复兴的重要推手。

　　同在这一年，蒋士铨还创作了《康衢乐》《忉利天》《长生箓》《升平瑞》四部杂剧，汇为《西江祝嘏》，歌咏“国家治平百二十年，涵煦生养，殖民藩息，为旷代所未有”的盛世气象。这组杂剧以“西江”命名，采集本土传说和风谣，有着浓郁的江西地域风味。借祝寿之机，来自江西“远方细民”的“闾井伧鄙之音”与“倾葵献曝之诚”，传达至遥远的帝京“阙下”（王兴吾《西江祝嘏》序）。蒋士铨时年27岁，正是“一飞仪虞廷，再飞鸣岐阳”（《远游》其二）、踌躇满志的年龄，他接受当地士绅的委托代为祝寿，是对建设乡邦社会责任的自觉承担，同时也是他致君尧舜、修齐治平家国理想的初步实践。这种应制创作，其实与他借助诗文表达的“园林过夜雨，草木被新恩”“登车砺臣节，不敢说销魂”（《出门》其一）连贯一致，都昭示着蒋士铨积极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将自己纳入王化之网的心态。

　　蒋士铨毕生以如椽大笔极力描摹、呈现江西，来寄托他丰沛又执着的故乡情结、家国观念以及经邦济国理想。在这个过程中，江西也与蒋士铨绑定，成为时人以及后世认识他、理解他的重要视角。蒋士铨青年时期便与汪轫、杨垕、赵由仪并称“江西四才子”，至暮年更获乾隆钦点，与彭元瑞同膺“江右两名士”之誉。他“瓣香玉茗，私淑有年”（杨恩寿《词余丛话》）、“诗好近耽黄鲁直”（《十八夜露坐柬穀原》其一）的接受取向，更使后人评价他的文学成就时，常在与汤显祖、江西诗派的对比视野下展开。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19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