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者说】 

　　作者：干春松（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任何学术作品都不太可能灵机一动就写成，每位学者的学术写作都是从最初的聚焦点逐步向新领域拓展的过程。我自己大部分的学术工作主要集中在儒学领域，最近出版的《儒家政治哲学大纲》（入选2025年3月光明书榜）就是从“制度儒学”到“政治哲学”推展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儒家政治哲学大纲》

干春松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我之研习、体会儒学，在方法上可以用《制度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书的书名来“标识”。

　　制度儒学，顾名思义就是探求儒学与中国传统制度之间的关系，通过“制度的儒家化”和“儒家的制度化”的双向互动，构成了儒学—制度—日常生活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秩序体系。“制度儒学”的研究方式，与一直以来注重哲学和观念研究的方式有很大区别，也与一般的制度史研究方式不同，它的关注点落在思想和制度之间的互动上。从《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012年），到《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再到《理想的国度：近代中国思想中的国家观念》（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等，我的研究始终“一以贯之”地延续这一思路。

　　这种儒家研究方式促使我广泛阅读政治学与政治哲学著作，从古希腊到霍布斯以来的经典，进而思考儒家秩序的观念基础。2010年前后，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主管科研工作，当时学院聚集了一批政治哲学学者，如段忠桥、龚群、周濂、刘玮等。基于“有组织的科研”理念，我与段忠桥、龚群组建了政治哲学教研室，并设立博士点。随后，我推动当时的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志伟申请学校项目，组织撰写“政治哲学史”系列著作：韩东晖负责西方政治哲学史部分，张文喜负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我和彭永捷，还有当时在国学院工作的梁涛负责中国政治哲学史。

　　这个项目很快被学校批准，我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邀请学者，想象着“让最合适的人写最合适的章节”。但翻阅过此书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西方政治哲学史三卷本，庶几可以称得上初步达到这个目标，而中国政治哲学部分则不尽如人意。撰写中国政治哲学的困难在最初设计框架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当西方政治哲学部分顺利地请好作者，开始写作的时候，中国政治哲学部分还在为应该如何区分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展开争论。所以，随后的写作虽多有名家担纲，但并未让我们自己感到满意。2017年，由张志伟、韩东晖和我主编的《政治哲学史》，获得了“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但建立中国政治哲学的学术范式始终是我的学术追求，也成为推动我持续深入研究的重要动力。

　　2015年之后，我开始将研究重点转向章太炎和梁漱溟，特别是梁漱溟。按牟宗三先生的评价，梁漱溟“思考力强，性情真，志气高，也有相当的智慧，可惜无学以实之”，并认为“乡村建设”的路并无可取之处。但在我看来，固然梁漱溟先生的论证并非如学院派那样细密，但若说他“若其社会所以形成之文化根据及背后之历史渊源，则并未接触到”，便有些偏颇。梁漱溟先生认为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渊源，中国便不可能走上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的道路，故而确立起文化多元主义的进路，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故而既没有阶级的观念，也没有个体的意识，如此这般，中国要建立现代国家，不能照搬苏联或西方的路径，而是要基于自身的文化特性来培育新的政治习惯，这个思路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的深入体察而得出，并非基于儒家经典的学理推论，故而，给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的发展进程，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视野。为此，我撰写了《伦理与秩序：梁漱溟政治思想中的国家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9年），我认为与其讨论儒家观念是否“民主”，不如讨论支撑儒家秩序观的核心概念有哪些。

　　2013年，我由中国人民大学转到北京大学教书，给研究生开设了《儒家哲学专题》《中国现代哲学专题》课程，以课堂讨论为主。在讨论中，我其实已经有从核心概念入手建构儒家政治哲学的思路。在这方面，指引性的著作就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他将中国哲学归纳为“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是通过该主题的核心问题和重点概念展开。相较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哲学史架构，张岱年先生以概念来建构中国哲学的书写方式独树一帜，这也正是其著作影响深远的原因。对我而言，这种路径更有助于我理解中国哲学“是什么”。

　　十几年间，在研究和教学相结合的过程中，我有意识地以天、地、人为结构来梳理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在整理成书稿的时候，将之划分为“天、天命、天道”“仁者爱人”“人性与民本”“差序与平等”“权力与疆域”“感与教化”“勇敢与复仇”七个部分。很显然，这个结构是以“天道”与“仁爱”为哲学基础，以“人性”和“血缘秩序”为范式维度，以“权力”和“疆域”作为政治哲学的具体实践。

　　本书对儒家政治哲学有一个总体的理解，即不仅仅是强调儒家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秩序理想，而是更侧重于去梳理传统儒家是如何去证明这些政治理念和秩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比如，许多经典在证明某个制度的普遍性的时候，往往采用预设性的前提，比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或是经验性的归纳，比如，所有人都爱吃烤肉，或都喜欢看美丽的花等，这些证明背后是否有更为原理性的证明，是否有更为完整的论证链条等，就是我所努力要去发掘的。简言之，与关注儒家是主张平等或差等相比，本书更关注荀子或其他人是如何证明平等或差等的合理性的。虽然，本书对此只是一个开头，但这肯定是未来我写作《儒家政治哲学史》的目标。

　　我最大的愿望，就在未来的学术工作中弥补十年前主编《中国政治哲学史》部分时的“莽撞”。这本《儒家政治哲学大纲》作为建构“儒家政治哲学”可能呈现方式的奠基性工作，以“大纲”为名，正是为了鞭策自己继续努力。

　　《儒家政治哲学大纲》一书，有一个附录是关于“人工智能”对儒家伦理的挑战，看上去应合目前的热点，但实质上此项工作早已开始。北京大学博古睿中心在2014年前后筹备期的两大主题是“天下”与“人工智能”，第一批博古睿学者中来自中国的只有赵汀阳和我，所以除了与安乐哲先生一起推动东亚的“天下”论题之外，就是接受博古睿中心负责人宋冰的邀请，写了人工智能对儒家伦理的影响一文，体现我对此问题的初步想法。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2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