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场】

　　作者：邓海峰（清华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院教授） 李小强（甘肃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编纂生态环境法典。4月27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

　　生态环境法典承载着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助力生态文明法治目标实现的神圣使命，它通过践行绿色发展的新模式开启环境法治建设的时代篇章。

　　科学立法，创制以“典”为基的规范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立法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走出了一条主动发展、凝练规律、日臻成熟、系统集成的创制历程。

　　1973年颁布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被视为我国环境立法的开端，开启了利用法制方式治理环境问题的先河。1979年，出台首部环境保护综合性立法——环境保护法（试行），并陆续出台了水污染防治法等多部环境保护立法，正式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了法治化轨道，掀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立法的第一个高潮。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2014年环境保护法的修订为标志，环境立法实现了二次跨越。伴随着土壤污染防治法等近10部环境单行立法的制定，以及大气污染防治法等10多部环境单行立法的修订，我国环境法律体系已蔚为壮观，涵盖法律30多部、行政法规100多件、地方性法规1000余件。

　　2024年，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为标志，我国环境立法的体系化进程迎来了集成升华。

　　首先，法典的体系化提升了环境法律的融贯性。生态环境法典分为总则和分则，以总则编的基本原则与贯通性制度统领各分编，明晰了法典内部制度构造的逻辑与相互关系，通过避免权源矛盾解决适用冲突。

　　其次，法典的体系化明晰了环境法律的效力位阶。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统领环境法律规范的综合性立法，效力位阶上仅次于宪法，其所确立的规范，具有优位于其他环境单行法律的效力。

　　最后，法典的体系化增强了环境法律的衔接性。生态环境法典综合运用“编订纂修”等多项立法技术，将有效打通此前法出多门带来的衔接不畅、适用“梗阻”问题，通过确立“典无明文”可以对接适用相关法律的指引性规则，畅通环境法律体系中“典”与法的衔接机制。

　　严格执法，把握以“典”为要的裁量尺度

　　徒法不足以自行，严格环境执法是环境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早期的环境执法面临着法律规则粗疏、处罚力度偏轻、执法效能低下、执法成本过高等困境。原因一是在于环境执法权力配置不均，省、市、县三级执法机构职责缺乏区分度，导致“多层执法”现象频发。二是在于环境执法制度供给不足，有些新兴领域环境法律未能及时回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以至于执法效能低下。三是在于环境执法标准适用不一，环境法律规范的碎片化影响了环境执法标准的体系化，导致不同层级法律对同一事项采取不同的处断标准。

　　未来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后，环境执法领域必将迎来显著改变。

　　首先，环境执法权力配置将得以明晰。生态环境法典将完善环境执法权力配置，纵向上执法资源分配将得到优化，横向上综合执法能力也会显著提升。

　　其次，环境执法制度供给实现广域覆盖。生态环境法典将对环境执法主体、执法依据、执法责任等方面进行系统规范，将有效增强执法条款的操作性，通过强化环境执法责任追究，弥补现行立法的短板。

　　再次，环境执法标准适用统一性得以完善。统一于“保障公众健康、保护生态环境”基础之下的环境标准体系将显著提升执法规则适用的一致性，进而为环境执法提供系统而精准的裁量尺度。

　　公正司法，恪守以“典”为据的裁判规则

　　环境司法是推动环境治理向好，保障环境正义实现，助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依托。随着环境司法专门化的不断推进，我国环境司法领域已经形成了环境侵权诉讼、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多个司法救济途径，这些不同类型的环境诉讼样态奠定了环境司法的基本格局。但是，也存在环境司法制度衔接机制不畅、司法裁判规范不清、救济功能定位不明等问题，甚至出现类案异判的现象。

　　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上述环境司法难题有望得到有效化解。首先，在制度供给上，生态环境法典将确立制度衔接机制，有效解决制度启动与衔接的时序问题。其次，在裁判规范释明上，生态环境法典将此前碎片化的规范内容系统整合形成裁判规则群落，消除了规范适用的“多源冲突”。再次，在救济功能上，生态环境法典将明确各方义务与责任，有效降低救济成本，进而提升生态环境司法的公信力。

　　全面守法，塑造以“典”为念的行为模式

　　守法，是法治的关键环节。构建全面守法的环境法治格局，重塑社会行为模式，是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预期目标。

　　司法实践中，环境法律责任的形式包含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等，这些责任的规定散见于不同的环境法律之中，以至于责任机制呈现零散化，刚性约束力不强。生态环境法典颁行后，法律责任的刚性约束将明显加强，裁量基准的规范化与法益保护的覆盖面也都将明显提升，这将有效推动社会守法理念发生整体性跃升。

　　环境守法不仅是被动遵守，更应主动作为。首先，政府通过行政执法、行政指导等方式树遵从法典之风，推动社会行为模式向低碳绿色发展转型。其次，企业通过理念革新，强化自身环境责任，通过发展生态友好型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公众需要从旁观者转换为“剧中人”，通过积极参与绿色消费、绿色出行、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绿色低碳活动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铸就生态文明的社会基础。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02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