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恒君、崔应贤（均系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方哲学的历史走过了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哲学三个阶段。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使得语言这一看似轻松可以掌控的本能工具成为哲学认识的焦点。它所产生的影响远不止是一个学科，甚至扩展到整个人文领域。人工智能的开创者、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以自己曾是罗素的学生为骄傲。这种现象很容易给人以错觉，就像迄今为止仍有个别学者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没有哲学存有疑问一样，认为语言哲学也是舶来品，为西方哲学所拥有。显然这是一个误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早已指出，以中华文化为代表，属于轴心时代最富有特色的一种早熟文明。它丰富厚重的文化内涵，需要当今学人以高度的思想热忱和严谨的学理态度进行开掘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旋律是以民为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注重人的主体性的结果，与之须臾不可分离的汉语自然就会成为关注的焦点。由汉语所承载的民族思维方式下学上达的结果就是与哲学思想的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华文化中最富有特色的思想理念，那就是汉语语言哲学，其寄寓着汉民族哲学理念与美学理想，并闪耀着三个方面的鲜明特征。

　　主体功能是根本定位

　　从普通语言学视角来看，汉语属于典型的分析性语言，从词性到句法角色极少凭借形态给予明确的形式认定。因此，传统语文学中很少讲语法。实际上，这一语言特性将组词成句的规则处理转交给了话语主体，转交给了社会环境的具体应用。

　　孔子的“正名”学说集中反映了这种特征。《论语·子路》载：“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这段论述反映了孔子思想认识的深邃，将整体的社会政治管理追溯到了语言应用的准确规范上，甚至认为它直接关系到各行各业运作的效能。也正是这样一段对话论述，开启了传统文化以“名教”命名的语言哲学讨论与丰厚的实践应用。

　　《春秋》是孔子编订的鲁国史书。孔子也正是凭借该书以“微言大义”的行文方式，进行着社会是非价值观念的评判，着力张扬着汉语“意合法”的功能效用。如开篇首句：“元年春，王正月。”此处出现“王”，似乎有些突兀，然而《公羊传》将其理由说得明明白白：“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虽然诸侯封国，但这里孔子要着重澄清的是周天子天下共主之地位，为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再如，桓公二年载：“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其中的“大鼎”，最早为郜国所铸，后被宋国掳走，最终又被当作礼品转送至鲁国，桓公还将它置于祭祀周公的太庙中。孔子之所以强调“郜”，意在谴责大国对小国的兼并、对他人财物的侵吞。

　　孔子主张维护国家统一，坚持正统纲纪，反对僭越礼制，反对恃强凌弱，这种政治信念在《春秋》中得到系统化呈现。所以，《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记·孔子世家》称颂：“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孟子、司马迁等分别从思想和文字两个方面来肯定其效能之高，从相当的意义上也体现了孔子的语言哲学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价值。

　　言意之辩是核心要义

　　在传统的儒家经典中，《易经》位于群经之首。在研究史上，它经历了一个由侧重象数向侧重义理的转移。而义理主要由解释卦爻的“十翼”来体现，而其中最厚重的内容就是《系辞》。张载曾这样评论：“不先尽《系辞》，则其观于《易》也，或远或近，或太艰难。不知《系辞》而求《易》，正犹不知《礼》而考《春秋》也。”用现代学术话语进行观照，《系辞》应该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体系性语言哲学专论。它既深刻揭示了汉语本体的特点，也对浸润于其中的民族哲学认知方式、思维方式进行了精到描写。与此同时，还抽象概括出了系列性的语言理论与认识方法，揭橥要者，主要有：（一）对语言社会效用的认识：“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二）对言语主体效用的认识：“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三）对汉语认知心理的认识：“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四）对动静状态的认识：“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五）对类别划分的认识：“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六）对意义用法的认识：“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七）对精微辨析的认识：“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八）对表达方式的认识：“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等等。显然，这一体系化的语言哲学理论著作，其中核心要义是言意之辩：“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语言是人类表情达意的工具，那为何还会出现言意难题？这反映了人们对语言深层次的哲理思考：客观事物是一个立体的三维世界，而人类语言是线性的一维符号序列。两者之间是不对等的，语言对现实的反映无疑是变形的、走样的；更何况意义纯粹是人类思想意识的产物，它和语言形式之间的匹配也复杂多样。迄今为止，只有词典而没有句典，说明表达所产生的意义无穷无尽、难以归纳。中华传统文化中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观念：“言不尽意”和“言以足志”，甚至还有过拒斥言语的实践尝试，足以说明人们在思想探求上的执着。孔子提出了一个解决言意难题的方案：“立象以尽意”。孔子深刻洞察了汉语的特征，将它作为一种哲学理念强化这种认知方式，并于自己笔下给予了很好的证明。《春秋》载：“霣石于宋五。”《公羊传》的训释是：“曷为先言霣而后言石？霣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董仲舒在此基础上做了理论性总结：“皆以其先接于我者序之”，即按照时间原则进行语序组合，也是对形象特征的直接展示。现代汉语中，述谓性的句法组合，如“你是谁？”“他扛着铁锨走过来”等，都体现了认识过程中时间的先后顺序。

　　汉字是汉语的记录工具，是一个庞大复杂的表意符号系统，与汉语共同塑造了中华文化独特的表达方式与思维模式。不仅如此，它在相当程度上还发挥着有声语言不同意义间清晰分辨的作用，它对历史信息的保真效能也体现得非常突出。

　　灵动跳脱是美学追求

　　《礼记·大学》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系辞》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两者实际上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汉民族是一个追求创新与变化、崇尚动态美感的民族。郑奠与他人分别编写过《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和《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两部著作，从分量上说，后者几乎比前者多出一倍，即便如此，前者仍有较多内容属于修辞范畴。两者对比可知，中国传统的语文学主动而不主静，重修辞而不重语法，赞同灵活多变中求新求美而不赞同在严谨的形式规则中束缚表现力。《中庸》载孔子之语：“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为什么“不可能”？关键就在于它是在动态中求平衡，求量质最佳的状态，即“时中”，其中包括“执其两端”“过犹不及”“欲速不达”“和而不同”等一系列方法把握和分寸掌控。

　　古代汉语的诗词歌赋是典型的语言艺术，为追求情调别致，有的就采用解构手法，打破原有的常规组合，给人以非比寻常的美感享受。如杜诗有云：“久判野鹤如双鬓”，惯常说法应该是“双鬓如野鹤”，因为比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价值是不等同的，故句法位置也不一样，在这里却互换位置，就显得新奇。再如马致远《天净沙·秋思》，这首小令大多为名词的堆叠，然而多个具体指称，画面转换，类似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最终形成一种动人心魄的苍茫孤寂感。

　　用舶来品的语法体系来描写汉语语法系统的时候，往往方枘圆凿，配合不拢；相反，中国传统的解释就很有说服力。如人们所熟知的《孟子·梁惠王上》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句中逗号前面的语言片段，是怎样的一种语法单位？专门从事研究的专家都很难说清楚，但用传统的“读”来认定便释然了：因为它是一个韵律问题，为了念读顺畅、顿挫有致，不惜肢解句子直接的组合关系，包括后面的语言片段用多个语气词以求前后音节数量的均衡，追求的是声韵美。

　　语言哲学理念的形成，往往需要两个方面的支撑：一是民族语言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并且能够体现该民族认知事物、反映情感的独特思维方式；二是该民族在思想涵养上经历了长期的积累和沉淀，文化精神日益升华，最终达到实践与理论的统一，从而使其得以生生不息地传承和发展。汉语语言哲学蕴涵民族的精神力量，包含独特的思想观念，我们需要追溯探源和深入开掘，通过彰往察来、知微知彰，真正建立起反映汉语实际的语言哲学体系。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06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