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程

　　盛夏时节的湘西怀化大地，阳光灼热，绿意沉沉。走进位于湘黔边界的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古镇，仿佛穿越回到了遥远的过去。这座有着四百年历史的古镇，是明清两代沅江上游的重要商埠。精美的侗族风雨桥、古朴的青瓦吊脚楼、高墙环绕屋檐相连的窨子屋，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往昔岁月里的繁华鼎盛。

　　车子驶过一座古老的三孔桥，在古镇城墙外的广场上停住。旁边水流浩大的河面，便是当年的水运码头，曾经舟船云集，帆樯林立。岸边的一块巨石上，镌刻着“南渡记忆”几个大字。巨石的底座是一块黑色大理石，光洁的石面上是两行字：湘黔滇旅行团云贵高原步行起点。

　　巨石静默，流水潺潺。一段被埋藏在岁月烟云深处的历史，在脑海里浮现。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为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南迁至湖南长沙，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后南京沦陷，湖南连遭敌机轰炸，岳麓山下不复安全，遂决定继续南迁至昆明。“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这首后来成为西南联大校歌的《满江红》，是民族危难时中国知识分子发出的悲壮呐喊。

　　南迁师生分成几支队伍，走的是不同的路线。其中一支被命名为“湘黔滇旅行团”，横跨湖南、贵州、云南三省，由陆路步行至昆明。我此时所在的龙溪古镇，便是当年旅行团开始云贵高原之行的出发地。漫长的迁徙旅途中，它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节点。

　　加入这支队伍的，都是体检合格、体力较好的男学生，共284名，由11名自愿步行赴滇的教师组成辅导团。我看到过一张行进中的老照片，旅行团队伍迤逦而行，每个成员都身着制服，打着绑腿，背着干粮袋和水壶，肩后斜挎一把油纸伞。脚下的道路崎岖泥泞，他们举步维艰，有人以竹杖拄地，助力前行。隔着旁边的河流和坑塘，远山朦胧，雾岚浓重。

　　作为一位曾经的北大学子，我自然对脚下的这片土地充满好奇心。八十多年前，包括母校前辈校友在内的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们，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样的足迹？

　　我们拾级而上，穿过古镇的一道城门，进入一条古旧的巷子，青石板甬道的两旁，一道道雕花门楣上，当年商号店铺的名字依稀可辨。我们在三益盐店前停住脚步。门口右侧悬挂着牌匾，上面写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1938年）旅行团辅导团驻址”。迈过门槛，走进一个厅堂，墙面上张贴着《长沙大学西迁入滇示意图》以及相关介绍。墙壁前方，是一组湘滇黔旅行团辅导团成员的群体雕像，十一位教授和助教或站或坐，神态庄重，目光坚毅。这一幢房舍就是他们的住所。踩着古旧的阶梯走上二楼，房间里是几排通铺，木板床上摞放着清一色的土黄色被褥，棉布被面仿佛渗融进了时光的尘埃。

　　借助史料记载，我的脑海里重现了当年的场景。1938年3月13日，旅行团乘坐大卡车从湘西重镇沅陵到达晃县（今新晃），停留数日，集结队伍，安排下一步行程。3月15日晚上，舞水河河滩上燃起了熊熊篝火，师生们、码头工人和当地侗族、苗族群众举办联欢晚会。辅导团成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用英文演唱法国歌曲《马赛曲》，并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向百姓们解释这首歌曲的内容和意义，激励人们为了抗击敌寇和民族解放而战斗。

　　湘黔滇旅行团的行动宗旨是一边行走，一边调研。正如出发前大学发布的通告中所说：“……本校迁移昆明时规定学生步行沿途做调查、采集等工作，且借以多习各地风土民情，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旅途中，师生们了解社会生活、采集民歌俚曲、考察山川植被、寻访建筑遗存，收获丰硕。在晃县停留的短短几天，也不例外。辅导团成员从各自的术业出发，开展调研活动。清华地学系教授袁复礼，考察了汞矿开采的情况。清华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在集市上发现有人售卖大鲵，这种俗称“娃娃鱼”的两栖动物在北方很少见，亲眼看到令他快意无比。兼具化学家与教育家两重身份的北大教授曾昭抡，参观了一所小学，看到孩子们学的不是国文算术，而是四书五经，他痛感边远地区的落后，民智的开启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即使处于艰辛窘迫的困境中，他们也始终牢记着自己作为文化播火者的神圣职责。

　　我的目光在吴征镒的塑像上久久驻留。这位中外闻名的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还是清华生物系的一名助教。几年前，我出版了一部描述中国植物分类学发展历程的纪实文学作品《草木葱茏》，吴征镒是书中着墨甚多的重要角色。采用这样的书名，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镌刻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一个石碑上、由吴征镒手书的一句话的启发：“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八个字，出自西汉辞赋家枚乘的名篇《七发》，意思是考证山川的本源和草木的名称。这也是吴征镒学术人生的写照。他的研究重点是西南地区的植物，他也是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在整个南迁旅途中，他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为日后的开创性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那几天里，在这个古镇的街巷、集市和码头上，闪现更多的是旅行团里近三百位青年学生的面孔。我想象着，他们是怎样的心情，应该有暂时摆脱倥偬奔波的放松感，有对前方旅途隐约的期待和担忧，更有对羁留在沦陷区里的亲人的牵挂思念。但因为生命力健旺，悲愁之情并不曾长久萦系，理想的火焰始终在胸中激荡。数日的短暂停留，也是在积蓄生命的能量，既是体力的，也是心力的。

　　与受他们爱戴敬仰的先生一样，学子们也投身于调研活动。他们考察了古镇的集市，看到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切身感受到民生的凋敝，对书本之外的社会人生有了感性、具体的认识。这些感受和思考都化为潜移默化的滋养，参与了他们人格的成长和志业的发展。

　　在密密麻麻的学生名单中，我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查良铮。他就是穆旦，著名诗人，九叶诗派的代表人物，他当时是清华大学外文系学生。从长沙出发时，他买了一本英文小字典，旅途中边走边读，背完一页就撕掉一页，到达昆明时，已经全部撕光。从西南联大毕业后，他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担任中校翻译官。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所翻译的拜伦、雪莱、普希金的作品声誉卓著，影响深远。

　　3月17日，旅行团离开龙溪古镇，向云贵高原进发。与前一段行程中有舟车相助不同，此后的漫漫路途中，师生们栉风沐雨，完全凭着两条腿，穿越云贵高原的千山万水，于4月28日抵达昆明。自2月20日从长沙出发算起，整个行程历时68天，跋涉3500里，创造了一桩被称誉为“文化长征”的旷古未有的壮举。

　　走出三益盐店，我们回到标示步行出发点的巨石后面，河面宽阔，波光粼粼。这条河名叫“舞水河”，是沅江的一条主要支流。此前旅行团的行迹，大部分都是在沅江流域。这一带也是屈原被放逐的地方，他在流放途中写下了《涉江》《橘颂》等名篇，表达了对处于危难中的祖国楚国的热爱，发抒了自己忠贞不渝的心志。我从穆旦的一本传记中读到，年轻的诗人在渡过沅江后，也写了一首诗《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里面有这样的句子：

　　我们有不同的梦，

　　浓雾似的覆在沅江上，

　　而每日每夜，

　　沅江是一条明亮的道路。

　　渡河那天没有风，沅江水面平滑，像一块绿色的绸缎，在这首诗中被作者以“澄碧”来形容。他望着这条水量丰沛的大江流向远方，“滔滔地注进了祖国的心脏”。青年学子们的青春和理想之梦，在战火硝烟中兀自蓬勃绽放。千里沅江，连同此后的漫长陆路，尽管充满艰辛，但都通往一个真切的目标，连接了光明和希望。“明亮的道路”的意象，是对走完三千里征途，更是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的生动隐喻。

　　舞水河流向的前方，是与新晃相邻的芷江县。抗战时期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次会战湘西会战就发生在这一带，此役给侵略者敲响了覆灭的丧钟。不久后，侵华日军正式投降，乞降仪式也在芷江举行，史称“芷江受降”。被称为“中国凯旋门”的受降纪念坊就屹立在那里，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

　　我又想到刻在旅行团驻址展厅墙壁上的那四个行楷大字——“刚毅坚卓”。这是西南联大的校训，湘黔滇旅行团师生们艰苦卓绝的长旅，出色地诠释了这种精神。它也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正是家国一体、坚韧不屈、团结奋斗的情怀，让这个民族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对穆旦作品的喜爱已经潜入意识深层，我的想象之舟随着思绪的水流起伏漂荡，最后又锚定在他的诗句上。我想到了曾经熟读成诵的长诗《赞美》，那也是他最为著名的代表作。作品写于1941年年底，正值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然而这首诗意象宏大辽阔，情感深沉浩荡，充满了坚定的信念。

　　我想，诗人经历的这次艰辛跋涉，也必定是诗中氤氲流荡的情感和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苦难的深重与抗争的顽强，被诗人悲怆而激昂地吟唱。这样的诗句，会深深地铭刻在你的灵魂里：

　　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25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