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作者：李豪（上饶师范学院教授）

　　“昆仑石刻”甫一公布，就引发了广泛讨论，专业学者与社会大众纷纷参与其中，分别从文字、书法、历史、考古、地理等多学科、多角度予以分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石刻有三个方面尚存的疑点。

　　秦代石刻之罕见

　　首先是秦代石刻之罕见。现已知秦代石刻，主要是秦始皇巡游天下时所立，包括峄山、泰山、琅琊台、芝罘、东观、碣石、会稽等7处。此外，考古偶有新发现，主要是器物上的题铭，如2010年在西安阎良新发现了秦代石刻（孙伟刚《西安阎良新发现秦石刻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物》2019年第1期）。秦代石刻屈指可数，先秦时期的石刻也很罕见。根据考古资料，中国最早的古代石刻文字出现在商代，即殷墟石簋铭，但还只是器物上的题刻。秦国较早制作文字铭刻，但也只有秦公大墓石磬铭、石鼓文、诅楚文等少数石刻闻名于世。

　　汉以前，石刻为何这么罕见呢？赵超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建筑长期以来以土木材料为主，很少使用石料，治石的技术相对落后，从而限制了中国古代石刻的发展。他指出秦汉以前的文物遗迹中，只有柱础和散水等建筑部分使用了石材，很少见到其他用于建筑物的专门石构件，也很少见到文字石刻。

　　正史的记载可以佐证这一点。《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司马迁没有在此处记载秦始皇与鲁国儒生商议的具体内容，但同一年的琅琊刻石，《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却记载：“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五大夫杨樛从，与议于海上。曰：‘……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可见，秦始皇刻石颂德是与儒生、大臣临时商议后的举措，这恰可以佐证刻石颂德在秦代并不盛行。

　　也许有人会提出反驳意见，汉以前石刻是不是因为年代久远，文字磨灭，所以罕见呢？秦代至北宋，与北宋至今，刚好都在千年左右，我们可以以北宋作为一个分界点来分析此问题。又因“昆仑石刻”属于摩崖石刻之类，我们不妨重点分析一下秦以来摩崖石刻的情况。

　　北宋时期，金石学产生并逐渐兴盛，学者们不遗余力收藏、著录及研究石刻。至两宋之际，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所撰《金石录》已著录金石两千种，甚至还涉及日本石刻，但其所载秦代石刻仅泰山、琅琊台、芝罘、峄山刻石四种，先秦石刻仅“吉日癸巳”刻石、石鼓文、诅楚文等六种。其中摩崖石刻仅一处，即“吉日癸巳”刻石，还受到赵明诚质疑。据蔡副全《陇南金石题壁萃编》记载，陇南一地保存至今的北宋摩崖石刻就有20处。又据许力《唐诗之路上的唐代摩崖》记载，浙江一省现存唐代摩崖就有47处。

　　同样的时间段、同样的疆域内，石刻的风化程度应该差不多。而且相对于普通碑刻，摩崖石刻更不容易受到人为损毁。如果秦代有大量摩崖石刻存在，北宋时应该也会有所留存，从而被学者发现、著录，但事实恰恰相反。这虽然不能判断秦代没有摩崖石刻，但至少可以证明秦代摩崖石刻不多。在秦代疆域内，千年来都没有发现摩崖石刻，而似为秦代的“昆仑石刻”，不仅远在秦代疆域之外，而且保存相对完好，此可疑者一也。

　　“昆仑石刻”的缺损

　　其次是“昆仑石刻”的缺损。观察“昆仑石刻”照片，其右下角有明显缺损，且十分平整，似是同一时期脱落的。而我们从释文来看，第一行为“皇帝”两字，第二行为“使五”两字，“五”字可与第三行“大夫”构成固定词组，这说明石刻雕刻之时，“五”字下方已有缺损。第三行为“大夫臣翳”，释读者之所以补“翳”字，一是“臣”字之下，确实有残缺笔画；二是根据后文两次出现“翳”字推断，此处当是“翳”字，可见石刻雕刻之时，“臣”字下方是完好的。如果此刻为真，按正常自然风化，不应该像现在这么平整。此可疑者二也。

　　“昆仑石刻”的行文

　　最后是“昆仑石刻”的行文。“昆仑石刻”的文字，有学者提出，将“廿六”释为“卅七”，回应了之前学者对石刻年代的质疑，但似未注意到石刻行文的问题。

　　从称谓上看，“昆仑石刻”短短三句话中，“翳”这个自称竟然出现了三次，与古代汉语中常省略主语的用法大相径庭。尤其是第三个“翳”字，在此石刻中完全可以省略。从语法上看，第二句“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车到此”中，“以”后接了两个“宾语”，即“卅七年三月己卯”“车”，构成介宾短语，成为修饰谓语“到”的状语，但“以卅七年三月己卯到此”与“以车到此”的“以”的用法和意义是不一样的，前者引进行为发生的时间，相当于“在”，后者引进行为依赖的工具，相当于“用”。因此，此句如果不视为病句的话，只能将“卅七年三月己卯”视为“车”的定语，即此句应理解为“翳坐卅七年三月己卯那天的车到此”，这岂不是说当时此地已有固定班车？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此可疑者三也。

　　综上所述，“昆仑石刻”存有疑点，其性质需要进一步分析研判。

　　（稿件统筹：光明日报记者 王笑妃、郭超、陈雪）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25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