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卫东（浙江大学人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

　　人文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从“物的逻辑”回归“人的逻辑”，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当经济学回归人的本质需求，必将成为推动人类解放与文明进步的强大思想力量。

　　一

　　在讨论人文经济学之前，需要首先对人文经济进行考察。

　　人文经济并非“文化”与“经济”的简单叠加，也非局限于影视、出版等文化产业的狭隘范畴，而是一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核心、以文化力量为深层驱动，旨在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经济与社会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经济形态。人文经济的本质是经济活动的“人性化”回归，是对作为经济发展根本动力与最终目的人的主体地位的内生性、体系性和可持续性的确认和尊重。

　　研究人文经济有三重内在要求：其一，摒弃将人工具化、物化的倾向，强调经济发展必须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经济活动必须围绕人的需求展开，经济制度的设计、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以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二，要求在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稳定、物质丰富与精神富足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和有机统一的关系，追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效益的综合提升；其三，要求实现经济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既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强调运用规律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苏州、杭州等地区，人文经济的自觉探索起步较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这些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地区已经形成比较稳定、可持续的区域发展模式。随着人文经济观念的逐渐形成，一些经济学需要直面的问题也凸显出来，比如，在运行机制上如何真正实现人文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共生赋能，在文化内涵上如何推动优秀文化与现代经济的衔接转化，在实践维度上如何促进伦理规范、制度治理与算法治理的协同，等等，这些都亟待理论界进行深入研究。

　　二

　　关于人文经济学，目前学术界有三种理解路径。

　　第一种，把人文经济学理解为带有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在研究财富生产和积累规律的同时，也关注人的素质、能力、表现、需求、情绪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或作用，是把人作为一种新型的资本来看待。西方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理论、教育经济学、健康经济学、体育经济学大都属于这个范畴。

　　第二种，把人文等同于文化，把人文经济学解读为“文化经济学”，其所研究的对象是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具体而言包括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等，重点是关注文化的经济功能。

　　第三种，则是以人为研究目的，以全体人的生存、发展、享受即以全体人民的富裕和幸福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这种人文经济学只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得以体现，它建构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底层逻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批判理论中包含了一些这方面的理论素材，我国也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致力于探索和建构相关理论，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应运而生的人文经济学，正是第三种意义的人文经济学。

　　三

　　人文经济学的革命性突破，涉及范式革命、问题聚焦与方法创新三个方面。

　　从范式革命看，人文经济学实现了从“理性经济人”到“社会文化人”的认知跃迁。人是人文经济的主体，也是人文经济学的主体，人文经济学的建构首先必须回答什么是人。西方经济学自亚当・斯密奠基以来，逐步确立了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这一假设将人类行为抽象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计算过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构建起以萨缪尔森显示偏好公理、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理性预期等为代表的“市场万能论”逻辑自洽理论体系。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痼疾长期无法根治，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主导下的资源配置既不能自动解决普遍存在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也无法避免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西方经济学在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上的无能，暴露出其理论范式的内在局限：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论，既无法解释市场失灵的文化根源，也无力提供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解决方案。这是因为，“理性经济人”是单向度设定的人，只提取了人作为快乐和痛苦计算器、趋利避害行动者的特征，这样的假定过于狭隘、简单和片面，与现实中的人性存在很大差异。基于这样的假定建构起来的经济学体系，更像是一种物理学范式，适合用来理解受引力或者本能控制的无意志的自然界，而不适用于具有高度能动性的人类所生活的社会领域。这样的经济学，无论其模型多么精致、逻辑多么自洽，都不可避免脱离现实社会实际状况，也难以形成经世济用的理论成果。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一直遭到社会各界的质疑，不能彻底摆脱正当性危机，关键原因就在于此。

　　人文经济学的革命性突破，首先就在于重构了经济学的人性假设——从机械的“理性经济人”转向具身的“社会文化人”。“社会文化人”承认个体理性的有限性，强调人是历史的产物，是文化塑造的产物，其经济行为深受价值观、伦理规范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人不仅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也是具有自由意志并怀抱发展理想的社会主体，因此人文经济学必须面对真实世界的人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动态性，建构起理解人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借鉴哲学关于人的本体论研究以及心理学的人格理论等，同时吸收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一系列重要论断，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启示，现代认知与行为科学的进步也为人文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总之，人文经济学以“社会文化性”来重新定义经济活动中的人，这是经济学范式的巨大转变。

　　从问题聚焦来看，人文经济学实现了从“资源配置效率”到“人类生活品质”的转型。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以“资源配置效率”作为研究的基本问题，人文经济学聚焦于人的福祉即人的生活质量与能力的提升，不仅在意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交换本身的技术效率，而且更加关注人从经济活动中得到的全部益处（有形的和无形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基于此，人文经济学关注并力图加以研究的基本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价值与意义的追寻（经济活动超越单纯的物质满足，服务于人的意义感、归属感、自我实现与精神追求的可能性以及实现方式）；探索幸福与福祉的多维性（定义和测量超越物质财富的幸福与福祉，考察社会关系、健康、自由、安全、环境质量、文化参与等非市场因素如何影响福祉）；经济生活如何保障公平、正义与尊严（如何实现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和机会平等）；伦理规范与经济运行（信任、互惠、利他、社会责任等伦理价值如何影响市场运行、合作行为与长期经济发展，如何防止市场逻辑过度侵蚀社会伦理与公共领域）；文化传统与经济形态（人文精神如何涵育经济活力，文化与经济相互赋能的机理与机制）；生态可持续性与代际关怀（经济发展如何与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极限相协调，如何实现福利配置的代际公平）；技术跃升与人文守护（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守护人文价值，算法治理如何避免歧视与侵害正义）。

　　从方法创新来看，人文经济学实现了从单一方法向开放多元方法论的转变。西方经济学在实现“科学化”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数理建模为“硬核”的方法论体系，甚至出现“物理学崇拜”——用微分方程描述偏好变化，用拓扑学分析市场均衡，用动态递归方法研究经济增长，这种过度数学化导致经济学日益沦为“黑板经济学”。与此不同，人文经济学采取方法包容的策略，它不寄希望于借助单一的科学方法来解决一切问题，而是以研究对象和问题自身的性质来遴选方法，提倡方法与问题的匹配。因此，人文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开放的、多元的，鉴于人文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人的内在价值感的度量难度，“多学科汇聚”的研究策略不可避免。比如，借鉴哲学的价值论分析发展的终极目的，运用伦理学的道义论评估经济政策的正当性，通过史学的长周期视角揭示文化传统对经济制度的塑造，借助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捕捉个体经验的细微差异，引进心理学的方法考察经济主体的情理认知模式及其宏观效应，等等。这种方法论的多元性，使其能够处理“幸福感”“意义感”等难以量化的人文议题。

　　四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经济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融合多元理论，立足中国实践，形成理论体系。

　　传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文关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根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诊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异化劳动病症，以及《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积累规律，均指向未来社会“将把人的能力发展作为目的本身”。构建人文经济学，需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如“人的类本质”思想、异化劳动批判理论、未来社会构想等，为其奠定哲学基础。

　　彰显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人文内核。习近平经济思想是新时代促进人文经济学发展的根本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导向，都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构建人文经济学，需要系统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人文要义，包括共同富裕体现的公平正义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蕴含的生态人文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的全球人文关怀等。

　　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文经济学的重要滋养。我国的人文主义传统源远流长，思想资源丰富，历史积淀深厚，从人文经济学视角，运用现代学术方法对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经济内涵进行深入挖掘和系统整理，将极大助力人文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文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既为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能，也为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素材。通过案例研究、比较分析等方法，总结提炼我国人文经济发展多层面、多方面的实践经验，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人文经济学理论，才能够使其更具丰富内涵，更有现实针对性。

　　借鉴汲取世界各国经济思想中的有益成分。构建中国的人文经济学，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敞开胸怀，以文明互鉴的视野，认真学习、鉴别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思想成果。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马斯格雷夫的有益品理论、宇泽弘文的社会共通资本理论、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以及芒福德的人文空间理论等，都包含了有价值的人文经济方面的思想，值得我们关注。同时，应充分认识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科学力量，将其转化为人文经济学量化研究的有效工具。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0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