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虹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

　　蔡桃儿，多么美好的名字啊。像一枚初熟的蜜桃带着晨露的鲜嫩，带着枝头的芬芳。您的父母亲给您取名时，是否正逢桃果满枝的季节？那桃尖上的一点嫣红，是否像极了小姑娘俏皮撅起的嘴唇？

　　可是，我在一份死亡名单上见到了您。

　　您是常德细菌战中第一个被确诊的鼠疫受害者。在您之后，还有7643个名字，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像一串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而这串数字之外，还有更多无名者——石公桥北济公庙的乞丐们，长岭岗乡神寺山王家祠堂的上千官兵，双桥坪蔡家湾99户300多口人……他们连名字都没能留下。

　　1941年11月4日，清晨6点，日本敌机掠过湖南常德上空，在鸡鹅巷、关庙街、高山街及东门外一带撒下谷麦、豆粒、棉絮——那是死亡的种子。

　　12岁的您，赤着脚，蹦蹦跳跳地穿过关庙前街，去给父亲送饭。您的家里开着蔡宏盛木炭店，父亲正在木炭店里。您不知道，死亡已经潜伏在街巷的尘埃里。

　　11月11日，您高烧不退，浑身通红，被母亲送进广德医院。医院里有一台显微镜。显微镜下，医院院长谭学华看见了鼠疫杆菌狰狞的面目。30个小时后，您的生命定格在一张黑白照片里——短发的女孩侧躺在病床上，鼻孔渗血，痛苦凝固在稚嫩的脸上。

插图：郭红松

　　您是第一个被解剖、第一个留下病理报告的受害者。徐老三、聂述生、蔡玉贞紧随其后。4份尸体解剖报告被记录下来，谭学华将真相写入学术报告，发表在母校湘雅医学院的院刊。这是日军细菌战的首份学术铁证。

　　时任常德防疫处副处长的邓一韪在《日寇在常德进行鼠疫细菌战经过》一文中这样写道：“继蔡桃儿无辜死亡之后，关庙街、鸡鹅巷一带相继发生病例多起，往往不及医治而死。染疫人数一天天增多，平均每天在十人以上，传染极其迅速，一人有病，波及全家，疫势严重地蔓延，市民们谈鼠色变。”

　　您，一个来不及长大的女孩，就这样成了一段历史的证据。我多希望您不被记录，不成为历史，就只是个普通的、可以平安成长的孩子。

　　为您而流的眼泪，至今都没有干，还在常德诗墙上流淌。常德诗人杨亚杰为您写的《蔡桃儿》，刻进了冰冷坚硬的石头：“来不及长大成人，就成了日本细菌作恶常德的第一个证据，蔡桃儿，仿佛你还活着，你——12岁的孙女牵着高飞的风筝，在绿茵茵的草地上奔跑，你站在关庙街的落地窗前，俯瞰繁盛的常德新城，眼角淌下幸福的泪水。”

　　如果，您还活着，今年就96岁了。可您永远12岁，永远躺在1941年的冬天，成为历史无法愈合的伤疤。

　　二

　　蔡桃儿，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并没有忘记您，更没有忘记那段历史。

　　这些年，我走访多个乡村，寻找常德细菌战的幸存者。一年年，在世数量在不断地减少。2019年，当我再次去寻访时，发现常德细菌战受害幸存者仅剩两人在世，97岁的王华璋和90岁的熊善初。王华璋记得1941年11月4日的飞机轰鸣，他说：“这是国难啊，不能忘！”熊善初从老屋搬出一叠资料，用塑料袋层层包裹，里面是受害者名册和他手写的陈述书。他们提起您时，眼神像在触碰一把钥匙——一把打开记忆之门的钥匙。

　　蔡桃儿，您成了人们开启那段历史的一把钥匙。

　　如今，常德细菌战无一名幸存者在世。幸而，那些幸存者的影像资料永远留了下来。

　　蔡桃儿，也许您不会想到，帮助这些幸存者留下证据的，除了常德本地的摄影家，还有一个日本摄像师，他叫权田茂，是侵华日军老兵的后代。

　　2005年7月的一天，我在湖南文理学院采访他。他在湖南文理学院教学生日语，课余便去寻访细菌战的受害者。那时，他离开自己的国家近4年时间。当年7月13日的《常德晚报》，刊发了长篇通讯《我替父辈说对不起》。2004年到2018年，他移居常德，过上了“常德人”的生活。不知，这些年里，他是否还背着相机，在日军曾践踏过的土地上寻找证据。

　　父亲一直没有勇气亲口对权田茂说起侵华的那段历史。一次，他无意中提到曾来过中国。权田茂再细问，父亲便陷入沉默。2000年，父亲病危。临终前，他才终于将心中的秘密告知儿子，并希望儿子能够代替他来到中国，对那些受害者谢罪。

　　带着父亲临终的遗憾与忏悔，带着如父亲一样生活在愧疚中的众多日本老兵的意愿，权田茂决定站出来。2001年，他带着照相机，踏上了艰难的征程。这一年，他已经50岁。

　　权田茂绘了一张简易的地形图。那是一张细菌战受害地的地图，密密麻麻写着一个个地名。每到一个受害地，他就划掉一个。

　　2001年8月10日，权田茂来到常德。

　　蔡桃儿，他认识了您。您作为常德细菌战第一个被确诊的遇害者，他在受害者名单中见到了您的名字，在常德博物馆的展厅里见到了您留存于世的那张死亡照片。

　　权田茂加快脚步去寻访常德细菌战的幸存者，他怕时间不等他。

　　面对细菌战幸存者的哭诉以及展示给他的伤口，面对石碑上列出的一长串受难者姓名，权田茂震惊了，这是他在日本全然不知的。他将镜头对准老人脸上刻下的沧桑与苦难，不停地拍摄。他被老人们面部所传达出的力量震撼了，他强烈感受到战争的所有记忆都写在那些受害者的脸上。在照片的色彩上，他选择了对比强烈的黑白色调。他说，这不是通常的人像摄影，而是记录那段被自己国家一直否认的历史镜头，为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案受害者收集证人证据。

　　仅仅4天，他就花费37盒胶卷，拍了68个受害者以及他们的家属。马不停蹄，他又跑到常德镇德桥、周家店等地方，拍了30个人。他说：“我怕来不及，他们年纪大了，老了。”

　　一些老人家，在他拍摄几天后就去世了。有的幸存者，他刚刚知道其确切的地址，匆匆赶过去，赶上的却是一场葬礼。

　　2001年8月17日，他来到常德石公桥镇。在一段湖堤边，一座青石墓碑矗立在堤旁，上书“侵华日军空投鼠疫受害同胞纪念”，刻有数百个名字。他小心翼翼地将墓碑前后的荒草拨开，想完整地拍下密密麻麻的姓名。

　　权田茂在常德去过的不少地方，我后来又多次去过。我也曾站在石公桥镇的那块碑前，想象他按下快门时的心情——一个日本人如何面对父辈的滔天罪孽？如何在真相与沉默之间挣扎？

　　蔡桃儿，他的国家欠您一个道歉。

　　也许，权田茂要抵达他和我们中国人共同希望抵达的目标，所走的路，很长很坎坷，但是这条路，一定会一直有人走下去。因为真相，从不会真正沉默。

　　蔡桃儿，您看见了吗？这条路，一直有人艰难跋涉。

　　三

　　蔡桃儿，您离开多年后，人们开始为您、为7643个名字、为更多无名者，向日本政府讨一个公道。

　　您不会知道，您曾经那么短暂的生命，承担着一份怎样沉痛的历史。

　　1996年11月13日，常德市政府外侨办副主任陈玉芳接待了一批日本客人，他们是来自日本民间的“日军细菌战调查团”，团长是日本静冈大学教授藤本治任，同行的还有一濑敬一郎、鬼束忠则、西村正治3名律师。

　　藤本治任告诉陈玉芳，细菌战是违反国际公约的战争犯罪，如果常德民间受害者愿意配合，他们将免费代理向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

　　常德全城，开始寻找常德细菌战的受害者及其家属。

　　1996年12月,常德成立“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陈玉芳、刘雅玲等人投身其中。“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收集证据，对日诉讼。当年12月30日，“日军细菌战调查团”再次来到常德。第二天，常德日报头版头条刊发记者刘雅玲采写的消息《我市14名辛巳劫难受害者家属委托日本律师起诉日本政府》。至此，一场历时10余年、引起全世界瞩目的跨国诉讼拉开帷幕。

　　1997年，日本法律界正义律师200多人组成律师团，108名湖南常德、浙江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代表组成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

　　2001年9月18日,湖南文理学院成立细菌战罪行研究所，重点研究侵华日军在湖南和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恶果。他们出版学术专著12本，所研究的项目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的优秀项目，为“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提供学术支撑。

　　终于，历时5年，开庭27次，直至2002年8月27日，诉讼一审正式判决。

　　2002年8月23日，常德火车站，我在送行的人群里，为“46人中国常德原告声援团”送行。湖南文理学院党委书记杨万柱是声援团顾问，常德市政协副主席蒯定勋是声援团团长。陈玉芳、刘雅玲等人奔赴日本。

　　声援团中，有一位成员名叫谭家耀。蔡桃儿，您曾见过他的父亲——谭学华，您的治疗医生。

　　同一天，远在浙江的临安人民医院外科医师谭家麟，也出发了。谭家耀、谭家麟兄弟俩从不同的地方出发，赴日声讨，与对日声援团并肩作战。他们将父亲的遗稿打印成册，作为证据带到日本。

　　在常德火车站，谭家耀对我说：“父亲曾告诉我们，一定要记住那段历史，不能忘记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还历史一个真实。我要把这些资料带到日本去。这不是我们个人的事，这是讨回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尊严的大事。”

　　1941年，谭学华曾首次向世界公布关于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学术记录。直到1986年谭学华去世，日本都一直否认实行过细菌战。谭家麟、谭家耀兄弟俩，肩负着的，有您以及更多受害者的心愿——奔赴日本，让日本承认那段惨无人道的历史，向所有受害者谢罪！

　　四

　　蔡桃儿，您和许多受害者一样，生命戛然而止，并不知晓到底自己为何而死，根本来不及留下心愿。如果心愿可以穿越山海、跨越生死，您一定也有这样的心愿。

　　我们接收到了您的心愿。

　　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经过开庭审理，认定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然而，驳回了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

　　“铁一般的证据，迫使日本法院不得不承认细菌战罪行。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大成功！”事后，陈玉芳回忆。

　　2005年7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2007年5月，三审判决维持原判。

　　至此，起诉日本政府的细菌战诉讼走完了所有法律程序。

　　蔡桃儿，若您在天有灵，或已知晓这最终的裁决。请您放心，在寻找真相、真理的漫漫长路上，如陈玉芳、刘雅玲这般肩负使命、勇于担当的人，从未停歇！

　　1996年成立的“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2011年11月4日，“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接续前行。受害者遗属、律师高锋担任会长。

　　高锋20余次自费东渡，踏访日本的图书馆与史料馆，孜孜不倦地搜寻与常德相关的蛛丝马迹。凡有所得，或誊抄，或拍摄，或购买。他坦言：“这一切，只为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里，将关于常德、关于中国的记忆，一点点打捞起来。”

　　无数珍贵史料，得来不易。高锋将它们一一数字化，精心保存。面对前来采访的媒体与深入研究的学者，他慷慨分享，毫无保留。当更多的我们，将这些宝贵的资料复制，也便将一份神圣责任感与使命感一并复制了过去。高锋对我说：“随着时间的流逝，那段历史的见证者都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但是这段历史永远不会消失。无数个证据都在，它们也将一代代传下去。”

　　今年6月18日，78岁的一濑敬一郎来到常德。他记不清这些年自己到底来过常德多少次，他说：“至少有50次了，也许更多。”得知作为常德细菌战受害者的61位原告仅17人健在，他决定去走访其中几位。接连几天，我们陪着他拜访这些老朋友们。常德一直下着雨，时而是瓢泼大雨，时而是淅沥小雨。在雨中，我仿佛听见细菌战受害者对一濑敬一郎、对我们、对天地的哭诉。

　　蔡桃儿，我们一代代传递下去的，不是仇恨，而是守护真相的执着，是对人间公理永不磨灭的信念，是对世界和平的追求。您知道，一濑敬一郎在我的笔记本上为常德所写、为未来所写的是一个什么愿望吗？他工工整整地用汉语写着：“中日友好，中日不再战。”

　　一濑敬一郎还将权田茂所写的手记发给了我。“我离开湖南省常德市回到日本已经7年了。虽然这段时间我没有机会访问常德，但是我想再访问常德的想法，是不会从我心里消失的……”阅读他的手记，我突然感到，他与常德的这根情感的线，又紧紧连上了。对于中日友好、世界和平的心愿，权田茂在手记中写道：“虽然我的人生所剩无几，但我也想继续努力。”

　　蔡桃儿，您的生命永远停在12岁，但您的名字，成了常德的记忆、中国的记忆、人类文明反思暴行的记忆，一直会被历史铭记。

　　也许，您会问，我们为什么要执着于铭记？

　　因为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

　　因为真相，是穿透谎言迷雾的利剑。

　　因为每一个被战火吞噬的“蔡桃儿”，都拥有不被抹去的权利，都值得我们以最深的悲悯，将您的名字，与“和平”的字样一起，刻进历史。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1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