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福康（福州外语外贸学院郑振铎研究所所长）

　　7月26日光明书榜刊发《“书生报国，不徒在抱残守缺”》一文，评论了一部新近出版的好书：吴真《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以下简称《暗斗》），文章写得很好。我认为文中有一段话容易引起误会，“作者（吴真）将形形色色的人物置于抗战风云之下……唐弢、许地山，一同搭建了购买、贮藏、运输、保存的线路……”对于这一细节，值得结合历史情况详加稽考。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唐弢曾经参与了抗战时期郑振铎主持的“购买、贮藏、运输、保存”古籍善本的秘密工作。唐弢本人也从未这样说过。相反，唐弢曾当面对我说过，当年他对郑振铎主持的抢救古籍善本的秘密工作一无所知，对后来郑振铎委托他邮寄的函件是什么东西当时也是不知道的。而将没有参加这一工作的唐弢之名，置于为帮助郑振铎“贮藏、运输、保存”古籍善本而辛劳病逝的许地山之前，我认为不妥。

　　其实《暗斗》书中没有说过唐弢参与“一同搭建了购买、贮藏、运输、保存的线路”这句话，不过类似这种谬说由来已久。据我所知，首先是源于一些研究者（甚至当时人）草率的推测。他们因为唐弢当年正在邮局工作，又正是郑振铎的朋友，就想当然地以为郑振铎秘密邮寄信件和图书必是通过唐弢的关系。例如刘哲民在《回忆唐弢同志》一文中就说，郑振铎当时与文献保存同志会成员往来的通信，都是委托唐弢代寄的（对此，吴真在书中已经指正，见《暗斗》第200页）。这一谬说也和一些人对相关史料不求甚解（甚至连时间也搞错）有关。因为郑振铎在为国家大规模秘密抢购图书工作的后期，确实也曾委托唐弢向内地邮寄过与古籍有关的函件，但有些人却不了解或不研究这些函件的内容（郑振铎当年致唐弢的信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最早是唐弢委托我整理发表的）。其实那是郑振铎当年在万分紧张的抢救工作之隙，又利用抢救下来的一部分珍本编选拍照影印了一部丛书，这些影印的样张需要寄一份给内地的中央图书馆，郑振铎只是请唐弢帮忙邮寄过这些印样而已，而绝非体量庞大的几千包古书。唐弢当年帮郑振铎邮寄印样、书目，当然是他的一份功劳，但这毕竟与所谓的“一同搭建了购买、贮藏、运输、保存的线路”不搭界，决不能混为一谈。

　　《暗斗》中说：“那么，又是哪位能人有本事把两千多个邮包顺利地运出上海呢？”接着书中第一个便写到了唐弢，并说“唐弢便是这次运书行动中的‘帐前一小卒’”。这样的写法，对那些不熟悉有关史料的读者，很容易引起误会，以为唐弢便是“这次运书行动中的”第一个“能人”了。因此有必要略举一些史料来说明。

　　以郑振铎为核心的文献保存同志会从1940年初正式开始工作，到1941年12月8日上海“孤岛”沦陷，实际所做的购买、贮藏、运输工作，时间不到两年（保存、整理工作则一直延续到战后）。而郑振铎委托唐弢寄邮件，是在这一工作的后期。《暗斗》中写到1939年10月22日郑振铎日记记载他邀请唐弢来家，“有可能托请寄书籍运港”，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那时文献保存同志会还没有成立，书都还没有开始买，怎么会托请唐弢运书呢？1941年5月22日郑振铎致唐弢信，才首次提出：“不日将有‘航快’数件内寄，不知先生能代为寄出否？”这时，郑振铎他们极其机密又轰轰烈烈的购书、运书活动已经开展一年多了。就在同一天，香港叶恭绰致蒋复璁信，已在商量上海同志会寄往香港大学许地山处之书如何转运之事了。可证此前运书之事与唐弢毫无关系。接着，6月5日郑振铎又致唐弢信，感谢日前唐弢代寄一信，并说：“以后，每星期可有一二封奉上，不知方便否？如有不方便处，务恳不必客气，径行退还敝处可也。我辈知交，相知在心，决不愿使兄为难。如尚便利，则亦不客气的拜托一切了。”《暗斗》书中引用了此信，并认可“陈福康根据信中极恳切的商量的口气判断，‘这完全是初次托唐弢办事’。”那么也可知，此前同志会寄书之事是与唐弢毫无关系的。而前此6月2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谈及：“现拟寄邮包二百五十七件至港暂存（皆刘物）。”（所谓“刘物”指同志会所购嘉业堂藏书）亦可证这批寄往香港的“二百五十七件”邮包与唐弢毫无关系。6月12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又提及：“昨又寄出书一批；大致在下星期内可告一结束；我辈如释重负，可放心得多矣！”而6月16日郑振铎致唐弢信，则完全没有涉及运书之事。6月19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告知许地山已来信，“寄港第一批书已平安到达，可慰也！”“第四批亦已寄出。明日可寄第五批。刘书运出，我辈之责任减轻多矣。将来究竟运渝或运美，须待蒋君之通知。”6月22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告知“刘书除少数抄校本及须重印者外，均已寄出，共一千七百十包”。8月4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提及“运输事，自信办理尚甚妥善。数日内即可全部告竣矣”。在这前后郑振铎与唐弢的信中，全然没有提到这些事。郑振铎、唐弢都已逝世，相关研究中涉及史实，要力避以讹传讹。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16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