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晗（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近日，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赵德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刘守华、严昌洪，文艺家何祚欢担任顾问，由马敏、刘玉堂、涂文学联袂担任总编辑，并由武汉出版社出版的《武汉文脉》融合出版工程首批成果在武汉发布。首批成果包括正式出版的7种21册图书，涵盖5种地方志和2种专志。这是武汉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出版工程，也为全国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范例。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美誉，从地理上讲，它位于中国版图的中央，但作为城市的武汉相对年轻。“武汉”一词始于1927年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并建市。此前，三镇及今黄陂、新洲等远城区分属不同行政区划，相关地方志及史料也相对独立、零散。

　　近年来，随着城市史研究日益兴盛，各地相关研究相继开展。城市史研究的基础在于地方志及重要机构档案等史料文献，而武汉的相关史料却长期不成体系，这就使得在其他城市史研究中不成问题的问题，在这里却成了难题。

　　因此，《武汉文脉》首批成果的出版，既在相当程度上填补既有空白，更为相关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学术经验。其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武汉文脉》立足“大武汉”视野，秉持“动态地域观”，系统整理武汉各个时期重要历史文献，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既有资料空白，为日后其他地方文献整理出版提供了经验。

　　整理地方文献本非罕见难题，但如何以“大武汉”视角整合武汉各个时期的文献，成为一大挑战。武汉设市前的三镇差异显著：武昌历史悠久，是湖广总督府驻地；汉口为近代勃兴的工商业城市；汉阳则因张之洞兴办汉阳铁厂而兴起。各地地方志及文献缺乏共性，无形中增加了编纂难度。

　　为此，《武汉文脉》在编纂中充分考量地区差异，确立“大武汉”整体视角，同时让各地地方志独立成册。这一方式既保留各自独立性，又形成有机体系。首批出版的《〔同治〕江夏县志》《〔民国〕夏口县志》《〔光绪〕汉阳县识》《〔乾隆〕汉阳府志》及《〔康熙〕湖广武昌府志》等，均是武汉设市前的地方志，共同构建了武汉各个时期的历史图景。

　　首批文献的选编体现了历史纵深的考量。从《〔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到《〔光绪〕汉阳县识》，时间跨度达两百年，完整呈现了武汉由传统府县体制迈向近代城市的关键转型节点。《〔光绪〕汉阳县识》所载张之洞新政，与《〔民国〕夏口县志》的商贸档案形成互文，为研究近代工业化和城市现代化提供了珍贵的时间链。

　　《武汉文脉》编纂的独特之处，在于打破了传统方志整理的地域壁垒，以“动态地域观”将不同行政层级（府、县、镇）、不同发展阶段的文献纳入统一框架。这种编纂实践既尊重历史原貌，又构建了超越时空的认知体系，对长江中游、珠三角等复合型城市群的历史研究具有推广价值。

　　二

　　《武汉文脉》在收录官方志书基础上，兼采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小志，为新型城市学研究拓展了视野。

　　地方志是城市史研究的基础，通常以官修府志、县志为主，地方小志鲜有受到关注。究其原因：一是小志质量参差不齐，部分内容流于传闻，可信度逊于官志；二是小志往往散佚严重，内容残缺。《武汉文脉》首批成果经审慎甄别，收录了清代地方士绅所辑《问津院志》与《大别山志》。《问津院志》详载问津书院沿革，《大别山志》则由清人胡凤丹所编撰，记录龟山历史。一者聚焦人文，一者记叙自然，为理解古代武汉地区人文景观与自然环境提供了珍贵史料。

　　系统挖掘与整合地方小志，使《武汉文脉》突破了传统方志研究边界，开创城市史研究的“双轨制”文献体系。这种互文性编纂策略，本质上是将微观个案审视与宏观历史脉络有机融合，为城市史研究开辟新方法路径，彰显对非典型文献的学术敏锐。

　　例如，《问津院志》详录明清时期问津书院的讲学活动，恰好能与《〔康熙〕湖广武昌府志》文教记载形成互补。此类微观叙事填补了官方志书对基层文化生态记录的缺失，使研究者得以窥见儒学地方化的具体实践。而《大别山志》所述民间生活片段，又与官志中的典仪记载构成雅俗对照，为构建清代武汉社会史图景提供了关键文献支撑。面对小志普遍散佚的困境，《武汉文脉》的文献抢救工作更具文化基因库建设的深远意义。

　　地方小志不应被视为官志的附属品，而应作为独立的知识生产体系予以重视。《武汉文脉》通过构建这种“大文献观”，不仅重构了文献整理的价值排序，更重塑了城市史研究的认知框架——将民间记忆纳入中心叙事，在官方与民间的对话中重建城市的历史主体性。这一范式转换，为新兴城市学研究赋予全新的学术视野。

　　三

　　《武汉文脉》在出版过程中已经广泛利用前沿技术，未来还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力图在推动学术范式创新的同时，构建“纸电融合”的新型学术资源体系。这些工作对今后地方文献整理具有启发意义。

　　首批成果中，不乏日本内阁文库藏初印本等海外珍本，这些方志多属孤本、残本，传统保护方式使其长期束之高阁。《武汉文脉》采用目前最先进的非仿真影印技术，选用最佳底本精印出版，既保护了古籍文物属性，又使深藏库房的文献得以“重现”。未来，该工程将进一步统筹数字化建设，通过构建“武汉文脉”数据库促进跨学科分析，形成纸质文献与数字资源深度融合的新型学术体系，为地方文献整理开辟新路径。

　　该工程计划以十年为周期，编纂出版不少于500册图书，并建立权威的历史文化资源数据库，内容按历史分期和性质分为甲编（文献）、乙编（史料）、丙编（研究成果），涵盖文献、方志、档案、报刊、工具书及研究成果等多元类型，尤其注意海外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这一宏大体量的文献库若在“云端”实现开源共享，将向世界全景呈现武汉的历史脉络。

　　《武汉文脉》通过系统性、抢救性、创新性的文献整理，既夯实了武汉城市史研究的根基，也为我国地方文献保护与利用树立了典范，其学术价值已超越地域范畴，成为当代文化传承与学术创新的标志性实践。这一工程不仅重构了武汉三千余年的历史记忆，更推动了地方文化研究与国际学术对话。无论是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还是为国内同类工程提供范式参考，均具有重要意义。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23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