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学堂（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前后七子”很少有对于文道关系的直接论述，这似乎表明，唐代古文运动以来形成的“文以明道”的传统观念，在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中并未获得脉络清晰的传承。郭绍虞先生认为前者是“道的复古”，后者是“形式复古”（《中国文学批评史》），自有一定道理。但精细化的研究不应满足于一般性结论，尤其是对于“前七子”这类存在原发性问题的流派，更应重视个体的复杂多面性。强调“躬行其志”、为文“当实不修”的康海，就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文道复古思想，值得特别关注。

　　康海重“道”的言论很多。如《廷对策》说：“盖天下之事，未有舍道而能集者，而道固不可易也。”《友论》说：“夫所谓友者，与而内我以道者也。”“凡正言终日而内我以道者，皆正也；凡徒然与好终日而不内我以道者，皆邪也。”《答沈崇实》说：“得志焉，将以加诸天下；否，修先王之道以终乎身。”在《送潚川子序》中，康海先解释自己关于“道”的认识，说：“道者，履之所及，士之所志者也。”然后提出“夫欲赠潚川子，何若以道而赠乎？”强调的是立志和躬行，而不重“道”的形上学内涵。

　　康海特重“躬行其志”，是对宋人论道重学理倾向的反拨。他在一篇墓志文中感叹：“先王之道逖哉藐矣！诵说繁而本实昧，民日相率而为伪。”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受到墓主训诫子弟的一句话触动，这句话是：“男子堕地，天地四方即尔事矣。”（《奉政大夫户部云南清吏司郎中南公封太宜人焦氏墓志铭》）这话朴实有力，与康海本人的观念高度吻合。他反复强调，士君子“推述乎修己治人之道”并无“隐故赜理”，唯当“一切以躬行是先”，如果“尊口耳而贱躬行”就会弊端丛生，“即日日述孔氏，谈仁义，于修己治人何有？”（《代癸酉乡试录序》）

　　康海重躬行，更为矫正当时的虚浮士风，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他批评那些“日诵说周公、孔子之道”而行事龌龊者“其人虽三尺之童钤口羞道”，却偏好“腾布口说，挟道饰奸”，甚至“著为邪说，指斥前进”（《光训堂记》），以为这实在有愧君子之道。他的同学、同乡杨秉中暗中招权纳贿，为所欲为，而谈道说理却“精入毫厘，有夷齐仲子之高洁”，言行不一，“使俳优下工闻之而窃笑”，康海多次规劝他“诚不可掩，伪不可长”，但对方“丧心病狂”，毫无悔改，只好愤然作《与杨用之绝交书》，言辞激烈地提出最后劝诫，以尽朋友之道。

　　康海重事功。他赞出任宁夏巡抚的友人“至则申号令，慎攻守，汰剥削，立约束，远近之人欢呼乐从，于是渐若弘治之旧，父老垂相语，以为复睹汉官威仪”，这是地方治理的实效；又望他“将以大行其道于天下，其意若曰：不以皋、夔、稷、契事尧、舜者事吾君，是不敬于吾君也”（《尚友山堂记》），则是着眼于未来愿景。康海十分欣赏一位旧日同僚的言论：“出为方岳，必使人阴受其福；入为辅翼，必使吾君吾民不愧于古之先王先民。”（《贺大方伯孙公序》）他自己在弘治时也曾怀抱如此志向：“以为皋、夔、稷、契之业可以复见于今。”（《与彭济物》）

　　与倡言“文以明道”的唐宋古文家不同，康海重道轻文，更近于理学家。其《浚川文集序》说：“士自始学以及于其老，莫不唯道焉是致；道不可以无著也，莫不唯文焉是业。”认为道借文以传，要“致道”不得不习文，这种认识近于“文以载道”说。但在康海看来，士君子所致之道不是知识性和学理化的，而必须落实于个体的心志和德行：“君子所以布其心志于天下后世者，文而已也。然天下后世读其书，则有以考其德，考其德则有以识其人。”由此他强调，为文关键“在所以养之者厚而勿淆，醇而勿薄而已”。这便将“道”内化为主体的人格涵养了。面对道学支离、士风虚浮的时代难题，康海开出“躬行其志”的处方，既与吕柟、马理、崔铣等人追求的“明辨笃行”之学桴鼓相应（参见杨遇青、蒋兴燕《在道学与文辞之间》），也与王阳明所倡“知行合一”“致良知”的进路气息相通。由此可见康海重“道”所体现的时代精神。

　　在《浚川文集序》中，康海还提出了著名的“文有三等”说：“上焉者，惠猷启绩，若唐虞咨俞之美焉；中焉者，弘道广训，若孔孟删序之微焉；下焉者，序理达变，若雅颂讽托之妙焉。”三等之分，与作文者的社会身份和理想实现的程度紧密相关：上等是重臣谋士“行道”过程中“润色鸿猷”的文字，中等是名师通儒弘扬信念、教化民众的文字，下等是体制边缘的守道君子分说事理、阐明世变的文字。在康海看来，崇政教、正风俗，实现“善俗泽民”的治绩，才是真正“行道”，“惠猷启绩”的撰述是“行道”之文，所以居第一等。此等文章以自我实现的事功治绩为依托，并非响应性的“鸣国家之盛”，更非“粉饰太平”，相比于明初的“台阁体”，更加凸显了“天下士”的担当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弘道广训”之文则脱离了“行道”的“第一现场”，即便是圣贤所著，也只好屈居二等。至于守道君子如王廷相的著述，尽管“诣理极变，发精殚微”，因发语立场的边缘化而远离了“道”之主干，只能算第三等文章。

　　由这样的文章价值观，亦可见康海所论之“道”重实行而轻学理之特色。他对国家建设、政治教化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对精微之“理”的探求。明乎此，就不难理解康海为何批评“宋儒言治，要之躬行鲜而粉餙丽”（《横渠先生经学理窟序》）。康海的这种倾向，与重视本体论和形上学的“文以载道”说形成了差异。以这样的眼光看待儒家经典，更加看重其作为“先王政典”（章学诚语）的政治、经济属性，与何景明和李梦阳强调经、史皆为“纪事之书”（何景明《汉纪序》）、可以“存往诏来”（李梦阳《作志通论》）的看法相通。

　　康海并非不注重对儒家经典的学习，但他反对从章节字句上探究研析、推敲微言大义，与传统的“宗经明道”说相比，更加重视主体性的涵养积淀。有朋友之子勤于“抄写文字”，康海提出批评，认为所抄写的都是“败故驳杂之物”，违背了“下学上达之旨”，从而提出自己的学习方法：“潜沉讽咏，自求于经训之间，既通贯融液，然后操纸命辞，自必有过人者。”（《与张用昭》）他对撰文的要求是“当实不修”，说“叙述以明事，要之在实；论辨以稽理，要之在明；文辞以达是二者，要之在近厥指意”（《何仲默集序》）。这样的文章观念，正是在长期阅读儒家经典和《史记》等秦汉文的过程中形成的。基于这样的观念，他反对“模仿剽敚”，对文人矜炫自夸、猎取浮名的诗文之技更加鄙薄，以为“即上追屈宋，中骖班马，艺而已矣”（《送白贞夫序》）。这种重主体涵养而轻文法修辞的态度，又与唐顺之的“本色论”颇为相似。

　　与重躬行相表里，康海反对文饰，对“文章之士”也抱有成见：“余以文章之士多乏器识，好轻遽议论，放乎礼法之外，恣恃其私意，不可以入于尧舜之道”（《送苏榆次序》）。明乎此，再看他著名的《渼陂先生集序》，就可以知道，他所说“我明文章莫极于弘治时”，绝非从修辞审美的角度称赞弘治文章；其所谓“反古俗而变流靡”，主要还是说他和李梦阳、何景明等人能“躬行其志”，把“文章事业”落实在“善俗泽民”的行动中。“志”在他的文道观中居于核心位置，“行其志”就是“行其道”，诗文只是“行道”的副产品，“夫扬休烈，道情性，古之人莫不用之，而予意则苟求其志而已”（《送白贞夫序》）。这当然不是“形式复古”，但与传统的“文以明道”、文道并重的观念也有明显不同。

　　从文学角度看，康海重实行而轻文采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诗文成就。但他具有崇高的道德意识，刚肠嫉恶，文风质朴刚健，形成了鲜明的个性，在明代文学史上自应占一定地位。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25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