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思】

　　作者：孟玉萍、白加德（分别系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高级经济师，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主任、研究员）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根基，科学研究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坚实支柱，科学普及是凝聚社会力量的重要纽带，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保护的协调推进，则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路径。在我国麋鹿保护实践中，这些理念得到充分彰显，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活注脚。

　　华夏大地曾是麋鹿的天堂，这一物种起源于距今约200万至300万年前，主要生活在我国长江和黄河流域的温暖湿润地带。新石器至商周时期，麋鹿数量达到鼎盛，是古代先民们狩猎食用的主要动物之一，在安阳殷墟等考古遗址曾发现大量麋鹿骨骼。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麋鹿在文学、艺术、中医药等领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甲骨文和石鼓文中就有“麋”字的记载，《诗经》中“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经典诗句至今为人传诵，李白、苏轼、白居易等历代文人也都曾留下与麋鹿有关的诗文。

　　每一个物种都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作为食草性动物，麋鹿是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它们在湿地中通过取食芦苇、菖蒲等水草，控制湿地植物的过度生长，在水体中排泄的粪便又成为鱼类等水生生物的营养来源，构成了湿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地球生态系统的持续和稳定需要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作为保障。地球上每灭绝一个物种，就会引发与之相关的约20种物种消失，继而导致食物链断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影响。

　　由于过度猎杀和战争影响，麋鹿曾在我国本土不幸灭绝。1985年，中英两国携手启动麋鹿重引入项目，22只麋鹿踏上归途，这群漂泊“游子”终回故里，由此开启了我国麋鹿保护的崭新篇章。凭借科学的保护策略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这一珍稀物种重获新生。麋鹿种群恢复的艰辛历程，不仅充分彰显了科学研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关键作用，更展现了国家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保护体系所蕴含的强大力量。

　　科学研究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支撑。麋鹿回归以来，科研人员围绕遗传、行为、疾病防控、饲养管理等关键领域开展深入研究，成功突破疾病防控、饲养管理、遗传瓶颈“三道难关”，绘制出麋鹿种群复壮、迁地建群、野化放归的科学路线图，取得了数量过万、迁地近百、栖息地修复、重建野生种群的积极成果。科研人员还建立起涵盖应激、繁殖、营养、消化、免疫能力等多项指标的多参数监测体系，动态掌握鹿群健康状况，主动开展预防与应对工作，为保护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和技术保障。今天，科技的发展，遥感技术、DNA条形码等保护技术的应用，为生物多样性监测、物种识别、栖息地管理提供了更多新的手段，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技术提升了监测与管理效率，基因库等建设也为濒危物种的保护提供了长远支撑。

　　教育作为塑造公众意识与行为的重要力量，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麋鹿保护实践中，我国构建起国家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保护体系，通过学校教育、生态旅游和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公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显著提升。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如今已成为北京城南集低碳、生态、休闲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学习。在潜移默化中，生态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从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政府主导到社会力量踊跃参与，共同织就一张立体的保护网络；生态旅游与科普教育蓬勃开展，让麋鹿的故事走进更多人心中。现在，我国麋鹿种群数量已经突破1.4万只，在黄河两岸、长江之畔、黄海滩涂，鱼翔浅底、鸟兽欢鸣的壮美图景正徐徐铺展。

　　生态保护是关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国一直十分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除了麋鹿，大熊猫、朱鹮、苏铁等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些成功实践，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积累了宝贵经验，更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贡献了中国方案。目前，980种动物、455种植物列入2021年发布的新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未来，我国将继续加强物种保护的科学研究，深入推进科学普及，不断完善生态系统保护机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人类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着共生共荣的内在联系，应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各方应协同发力，共同守护生物多样性，守护好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26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