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手稿观察】

　　作者：朱立立、黄思齐（分别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当电脑替代传统的纸笔，给人们带来各种便利的同时，手稿就成为一种稀缺性资源，犹如一道即将消失的晚霞风景，这不能不引发关注与重视。2004年，福建冰心文学馆荣幸地接收了冰心家属捐赠她生前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楼居住时的遗物。时任馆长王炳根说过，他带了两个助手，到北京去接受冰心遗物，用了3天时间，整理、包装了这批遗物，先后3批次用了5个10吨的集装箱运回了福州。工作人员在后期的整理中，惊喜地发现除了创作稿外，还有一些日记、笔记、书信、家庭账本等。这一批手稿不仅丰富了馆藏内容，也提升了文学馆的文化品位。

　　1 手稿与刊印文构成有意味的“互文”关系

　　手稿虽非刊印文，却是作家首次思维表达的文字形态，有学者将此称为“前文本”。手稿的发掘，可以与作家发表的刊印文构成一种有意味的“互文”关系。冰心1955年“还乡日记”手稿的发现，恰好与她发表的长篇纪实散文《还乡杂记》可以形成一种“互文性对话”，透过史实稽考，人事勾连，重构历史情境，深度探析其还乡的心路历程。

　　《还乡杂记》发表于1956年，冰心以“亲爱的小朋友”开头，延续早年“通讯体”风格。除了介绍福建山水、福建省军区授衔和去厦门采访“最可爱的人”外，作品主要讲述福州涌现出来的“少年造船厂”“少年农场”“少年园艺场”“少年工厂”等新事物与新现象。不过，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题材取向，势必会过滤和提纯冰心还乡时各种考察的见闻与感受。正如日记手稿所揭示，冰心的还乡并非个人行为，而是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回到福建展开考察与调研。

　　日记记载她行前参会听取了彭真和胡乔木两位领导的讲话，彭真强调全国代表委员作一个月视察的重要性，并交代调查合作化的具体内容，胡乔木则围绕着“农村合作化与文艺创作问题”这一议题发表指导意见。因而，冰心此行得到福建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和周密安排。她抵达福州当天，就与相关领导商定以福州郊区的“郑依姆合作社”为重点考察对象。日记记载她与郑依姆接触交流共计5次。针对这项以“郑依姆合作社”为考察重点而积累的生活素材，冰心并未据此创作出一篇文艺作品。不过，《还乡杂记》重点介绍的“少年农场”，与“郑依姆合作社”同在后屿乡，这也算是微缩版的少年“农业合作社”。

　　日记手稿披露，冰心一个来月的福建调研，足迹遍布福州的市区与郊区。前半段主要去郊区，透过调查农村合作化，真切地感受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变化。日记也有记载直面现实的一些难题。后半段主要参观市区的机器厂、造纸厂、农具厂、角梳公司、食品公司和一些文教卫生单位等。总之，就记述的内容和范畴来说，日记手稿远比《还乡杂记》来得丰富与广阔。这是新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缩影，冰心以敏锐的观察眼光和个人化的日记体裁，真实地记录了故乡福建所取得的巨大的社会成就，以及闽人在这块热土上所焕发出的劳动精神。

　　2 研读手稿有“精神考古”的意义

　　冰心出生在海军家庭，父亲谢葆璋是晚清至民国初年的一位海军军官。在甲午战争爆发时，她父亲在一艘战舰上担任枪炮副，目睹身边的战友如何被日舰的炮弹打穿腹部，肠子飞溅在烟囱上。后来战舰沉没，自己泅渡回来。冰心将父亲这段悲壮经历写入《我的故乡》《童年杂记》《国庆三十五周年感言》《我的父亲》等文中。

　　1994年，正值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的纪念日，贾国荣在《冰心的遗憾》中披露，当时高龄的冰心表示自己将创作一部“大作品”，可是老人屡次提笔却写不下去，原因是每当触及此事时，她经常老泪纵横，不能控制自己。“此时此刻的冰心，一边哭，一边说：‘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真可恨！真可恨！’”冰心去世后，人们均为她没能撰写出这部“大作品”而惋惜。

冰心关于“甲午战争”手稿（信封封面内页上半部分）

　　家属在整理遗物时，意外发现她为这部作品撰写了一段开头的手稿。这是一封牛皮纸信封，冰心于信封外页手书“以百年国耻激励后人，教育后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两行字句；而内页的上半部分，她密密麻麻地写道：“堤（提）起中日甲午战争（1894），我的心头就热血潮涌。因为我父亲谢葆璋先生对我愤激地……”描述内容大致与先前发表过的作品相类似。不过细究之下，也有差异：一是开笔即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介入，与先前作品那种旁观者身份叙述很不同；二是言明父亲身边这位英勇牺牲的“同事”是“我母亲的侄子杨建”，与先前作品以“战友”或“同事”称之有别。或许这两个“不同”要素的介入也是加剧她情绪失控的重要原因。

　　另外，上半页冰心笔画颤抖，气力受损，有些字迹不甚清晰，而下半页空白，却落满了“泪痕”，这导致她最后放弃这次写作，实属憾事。今天，人们目睹这半页手稿，更容易触景生情，深切地感受冰心那种炽热的爱国情怀与崇高的人格魅力！

　　可见，研读手稿有助于发掘作家潜隐在文字背后的写作意图与心理活动。这种探究带有作家的生命体温，具有“精神考古”的意义。

　　3 手稿兼具释读、稽考、校勘等作用

　　冰心文学馆收藏一篇题名为《儿童杂忆》的手稿，目录清单标明写作时间是“1981年4月”。乍一看，以为是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上的同题文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刊发在《新文学史料》的文章是由开头“小引”和四则短文构成，它们分别为《读书》《我的另一个名字》《父亲的“野孩子”》《烟台是我们的！》。其中，后三篇短文的手稿现均收藏于冰心文学馆，系用活页纸写成，留有冰心修改和润色的痕迹。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前文本”的短文手稿是这篇刊印文的“祖本”，其本源可溯，来历清晰。

冰心《童年杂忆》手稿

　　而同为题名《儿童杂忆》的手稿是写在4张正反面的活页纸上，计8面。虽然也取材于冰心的童年往事，但记述内容完全不同。这篇手稿在题名“儿童杂忆”下又拟一个小标题“我的小舅舅”，如将这部分文字与发表在《中国作家》1985年第3期的《我的小舅舅》相校读，会发现刊印文与手稿的内容大同小异，主要是一些段落的增删或词序语义调整等。当然还能校出刊印文的“误植”，如小舅舅第二首诗刊印文的题名“日夜寄内”，但手稿却是“月夜寄内”。释读这首诗，诗句只有“月夜”内容表述，显然“日”是“月”的误植。

　　另外，这部手稿除回忆“我的小舅舅”故事外，从第4面起转向记述冰心童年在烟台、福州的过年情景，以及在福州过元宵、端午、中秋等民俗节庆所留下的印象。这部分文字较为散乱，属于速写性质，更像是冰心随手记下脑海闪现的往事片段。不过，这些片段后来均转化为发表的《童年的春节》《漫谈过年》《故乡的风采》等散文。可见，这篇手稿作为多篇刊印文的“祖本”，值得继续沿波讨源，进而发掘更多的文化蕴涵。

冰心致巴金的信

　　手稿的珍稀性，还在于作家亲自书写而留下的手迹，不仅具有唯一性，也往往凝结创作者的生命体温和审美趣味。冰心手稿往往书写工整娟秀，有较高的艺术品鉴意味。如她1985年11月8日致巴金的信，她感谢巴金托人送来上海法国面包，接着描述自己家人如何“馋嘴”、纷纷抢吃的热闹场景，内容轻松，语气诙谐。可见，冰心与老友闲聊，心情甚为惬意。她用两张淡黄色的信纸，抬头以“巴金老弟”的口吻亲昵称之，行书竖写，一页八行，字迹行云流水，意脉贯通，一气呵成，让人拜读时犹如欣赏一幅构致精美的艺术品。

　　新文学史家朱金顺说：“发掘手稿遗作和史料钩沉工作，是搜集资料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可以说是整个搜集工作的尖端科学。”基于此，我们应该加强全社会对手稿认知的宣传与普及，并进一步提升像冰心等一大批现代作家手稿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水平，使手稿不至于消失在历史长河，或深藏在各类文学馆、图书馆、档案馆里。作家手稿到了让它们发挥应有价值与作用的时候了。

　　本文配发的手稿均藏于福建冰心文学馆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2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