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理论道】

　　作者：邹亚莎（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边疆治理工作，提出“治国必治边”等重要论断，强调要“深入做好边疆治理各项工作，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从历史上看，边疆法律治理作为古代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内蕴着统一与多元的辩证逻辑，积累了丰富的理念和实践经验，不仅维护了国家统一、边疆稳定，增强了各民族的国家意识，而且使边疆治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留下了大量可供借鉴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法律治理经验。

　　大一统理念下的“因俗而治”

　　“大一统”的表述最早出现于《春秋公羊传》，并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涵盖“王者无外”的政治一统、“海内为一”的疆域一统、“华夷一体”的民族一统、“礼乐之治”为中心的文化一统等多重维度，体现了中华文明对统一秩序、稳定和谐的深切追求。大一统是历代王朝的最高政治理想，也是我国古代边疆治理的重要原则。而大一统中的“一”，并非简单划一，而是在尊重差异和多元基础上的统一。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大国，边疆多为少数民族聚集区域。《礼记·王制》记载：“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因俗而治是在大一统前提下对边疆地区因时、因地、因人而治，即根据边疆地区的历史传统、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调整治理政策、制定法律。

　　大一统和因俗而治辩证统一。大一统是边疆法律治理的最高目标和前提，因俗而治是大一统理念在边疆地区的具体策略与路径。历代王朝在制定民族政策与法制时，采取“用夏变夷”与“因俗而治”的策略，以实现统治者所推崇的“王者无外”“海内为一”的大一统理念。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在行政区划设置上，根据边疆特殊情况，在维护中央统一集权的前提下，设置边疆行政机构，因俗设官，因地制宜进行治理。秦统一后，海内为郡县，县“有蛮夷曰道”，将边疆少数民族纳入郡县下的“道”进行管理。汉、南北朝、唐宋等时期分别在边疆设立属国、左郡左县、羁縻府州等，既彰显中央对边疆的统一主权，又充分尊重地方的风俗习惯，赋予其一定自治权。另一方面，在礼乐法制上，“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央王朝始终以中原礼义为主流，不断对边疆民族进行教化引导。西周时期，即以周礼统治诸侯国分封在临边的疆域，此后中原礼仪法制对边疆的影响从未断绝。同时，历代王朝大多尊重边疆地区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允许其实行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法律。

　　法制统一格局下的“因地制宜”

　　中华法律文明蕴含法自君出、法制统一的理念。儒家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法家主张“生法者，君也”，无论是法家、儒家均认为中央应统一立法权。而中央专制集权的不断加强则成为法制统一的基础。秦制六合、作《秦律》，“法令由一统”，巩固国家统一；汉承秦制、作《九章律》，“德主刑辅”，深化大一统格局；隋唐至明清，制定统一法典，维护王朝稳定。

　　在法制统一的政治理想和总体格局下，中央王朝对边疆实行因地制宜的法制。法制统一与因地制宜的相互协调，以包容灵活的法律形式巩固统一，融合多元，弥补差异，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和谐稳定。

　　第一，在王朝的统一法典中制定适用于少数民族的法律，彰显国家对边疆的最高立法权。如秦代《法律答问》中存在较多涉及边疆民族法制的规定。《唐律疏议》的“化外人”原则规定，同一少数民族成员间纠纷应依其俗，不同少数民族间纠纷则适用唐律。《大清律例》中更是载有较多适用于边疆民族的条例。

　　第二，中央制定边疆地区专门适用的单行立法，并不断实现体系化。秦汉时期已有适用于边疆的专门立法，及至清代，单行边疆民族立法不断体系化，如制定了《蒙古律例》《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回疆则例》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清朝民族法规数量之多，规范之细密，制度之完备，不仅为历代所未有，也是世界法制史上少见的。

　　第三，国家法与民族习惯相互配合、有效衔接。古代王朝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前提下，允许边疆民族保留习惯法。如在清代，民族习惯中的“以罚代刑”“入誓”等在蒙古地区得以保留；根据边疆地区案件性质不同而适用法律有异，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准许依据民族习惯法解决，重大刑事案件则须统一适用国家法。

　　相互融合进程中的“一主多元”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在此进程中，多民族法律理念不断融通、内涵不断丰富、立法技术不断提高，呈现出法律统一、一主多元的发展趋势。

　　中华法系是各民族法律相互融合发展的产物，并在此进程中形成以国家法为主导，民族习惯法、宗族法等多元并存的法律格局。其中，以行政管理与犯罪刑罚为主要调整对象的国家法，与婚姻、家庭等领域的民族习惯形成互补；以刑事制裁为主的国家调整，与财产罚、和解等民族方式构成了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法律一体化发展趋势愈加明显。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国家法在边疆地区的适用进一步加强，如“苗疆”地区改土归流后，不断扩大《大清律例》在刑案中的适用，司法终审权统一于中央。

　　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各具特色的边疆民族法制，充实着中华法律文化的内涵。例如，北魏孝文帝融合游牧民族家族观念与儒家孝道精神，创制了影响深远的存留养亲制度；东魏制《麟趾格》，西魏设《大统式》，为中华法系贡献了“格”与“式”两种重要法律形式；元代蒙古族“情胜于礼”的孝道观，调试了宋代以来逐渐专制化的孝悌理念与制度，使礼的精神在文化互动中保持活力……国家法与边疆民族法制相互影响，融通互鉴，共同塑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传统法律文化。

　　我国古代边疆的法律治理，回答了在多民族国家如何平衡统一与多元文化的问题：以统一之法制昭示国家一统，维护主权完整，强化国家意识；同时，以因地制宜之法律包容民族习惯，促进法律融合，维系边疆稳定。在当代，法治是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保障，古代“因俗而治”的法律治理则为此提供了有益的历史镜鉴。例如，完善边疆地区法治建设，应坚持国家法治统一，坚持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地位，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到立法之中，强化中华民族认同；立足边疆地区的风俗习惯和发展特点，回应边疆现实问题，弥补立法空白，拓宽立法范围，完善多层次的边疆民族立法体系；尊重边疆多元民族文化，形成对民族习惯法定期收集整理、筛选汇编制度，建立民族习惯法向制定法的有效转化机制，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立法自治权，推动民族习惯法制度化并纳入成文法体系。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2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