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霍艳

　　小时候，我家离隆福寺很近，那儿有一条熙熙攘攘的商业街，人来人往，讨价还价，很是热闹。从小流连于此的我，对“做买卖”很早就有了概念，暗自许下愿望，长大后也要开一间杂货铺，贩卖各种稀奇古怪的小玩意。

　　后来，网络购物开始流行。网购越来越便捷的同时，我总感觉失去了点什么。无非是把商品放入购物车、收货、退货，遇到的是说着套话、一口一个“亲”的客服。

　　这几年，北京有了越来越多的线下市集：文创市集里年轻人展现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二手市集里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图书市集是文艺青年的大聚会，高校跳蚤市场承载着校园青春……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大柳树旧货市集，旧台灯、旧相册、旧球拍、旧电饭锅，甚至一张产品说明书都有其价值。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旧物，让我重回过去的时光。

　　逛得多了，心里痒痒的，也有了摆摊的念头。有一次我刷到在潘家园摆摊的视频，原来摆摊是可以报名的。正好报名时间就在当天下午。时间一到，踊跃的报名者把小程序挤得卡顿，我不断刷新，终于抢到一个摊位。可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要卖什么，最后翻箱倒柜找出多年前收藏的饰品，决定让它们成为摊位的主角。由于太过兴奋，摆摊前一晚我居然失眠了，满眼都是东西被疯抢的画面。

　　那天，等我满头大汗找到摊位时，周围的摊位已经开始营业，左边是卖穿戴甲的夫妻，右边是带着女儿卖黏土手办的母亲。

　　我准备了1元区和免费区，都是一些小物件，小耳环、钥匙链、贴纸、明信片、书签，供人随意选取。小小的摊位摆放了几十件商品，看起来琳琅满目，却缺乏重点。我甚至没来得及给商品定价。那时正值清明假期，潘家园人流量巨大，大家对我的首饰挺有兴趣，忍不住上手摆弄一番，可问价者寥寥，更没有一个人购买，隔壁则生意不断。

　　家里择菜用的小板凳坐得我腰酸背痛，我起身决定去转一圈。潘家园已经成为北京的一个标志性景点，人头攒动。甲区摊位更是挤得水泄不通，那里都是专业练摊人士，装备齐全，码放讲究，其中潮玩、盲盒、手串、数码相机最受欢迎。角落的摊位，则是像我这样被潘家园的氛围吸引、跃跃欲试来体验一把的年轻人。

　　终于熬到晚上9点，背去的东西又原封不动地背了回来，我一算账，摊位费、摊位装饰费、打车费等总共支出376元，收入了1元——一个女孩买了三枚徽章，给的还是现金。那张纸币被我珍藏起来，当作纪念。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的开销都以这次摆摊的收入来衡量，比如一碗面20元，我得摆20天的摊，一个面包10元，要摆10天的摊……我以此提醒自己改掉乱花钱的毛病。

　　第二次摆摊是在龙潭中湖公园的二手市集。

　　这次的参与者以家长带孩子为主。家长为了锻炼孩子的交际能力，为他们输入金钱的概念；孩子们则想着交到新朋友，买到新玩具。

　　这次我卖的是玩偶，比如年轻人喜欢的卡皮巴拉，主打一个情绪价值，还有做瑜伽的青蛙、上香的熊猫、蒜头造型的鸭子。我那些为了释放压力而买的“无用之物”，正好找到机会分享。

　　我隔壁是一对年轻夫妻，他们有着相同的喜好，家里堆满了潮玩和迪士尼乐园的纪念品，想趁摆摊清理，因为定价低，摊位前围满了人，最后全部卖光。另一侧是一对父母带着一双儿女。女孩有些腼腆，不敢开口叫卖自己的小马宝莉卡片，男孩则很快适应了“小老板”的角色，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他三件七折、两件八折的“商业计划”。

　　我不再像上次那样腼腆，主动介绍起自己的商品。卖得差不多了，我把摊位交给母亲，自己去转了一圈。闲置市集的参与者年龄分布广泛，有小小年纪就穿梭叫卖的“社牛”，有看到可爱玩具依然会尖叫的中年女子，有不会踢毽子但一定要买个毽子回去练习的倔强大爷。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阿姨，她买了几副很夸张的假睫毛，说是给喜欢角色扮演的女儿——她满脸宠溺的表情，嘴里叨念着“姑娘一定会喜欢的”。

　　和潘家园的同质化商品不同，闲置市集里什么都有，能鲜明地看出每一家的风格：有的主打过日子，把锅碗瓢盆都搬了出来；有的走精致文艺路线，每件商品都像一件艺术品；有的显然喜欢旅游，分享从各地淘来的稀奇玩意……摊主热情地介绍着每件商品背后的故事，回忆拥有它们的那一段岁月。

　　在市集，不光能“捡漏”——风靡全球的Labubu玩偶几块钱就可以买到——还能体验到原始的“物物交换”，不少小孩直接拿着玩具去跟别人交换。我最喜欢的还是这里浓浓的人情味。很多都是摊主和摊主之间的交易，大家虽然不免讨价还价一番，但成交后都成了朋友。临近结束，主办方在群里发布了一则信息：一位女士刚才答应一个“小老板”一会儿来买他的书，可等她转了一圈回来，发现已经收摊了，她坚持要找到那位小朋友，说不能失信于他，更不能辜负他的期待。摊主们都很感动，深知这位女士对诚信的坚守，于孩子日后的成长弥足珍贵。

　　我喜欢各种市集，市集里充满着烟火气息。在这里，不光能看到实物，更能看到物品背后那个具体而鲜活的人。因为某件物品，人与人之间有了真实的牵绊。那些讨价还价，使人们更加珍惜物品。这些都是网络购物无法给予的。

　　朋友笑我“没苦硬吃”，殊不知摆摊圆了我童年时代开杂货铺的愿望，充满着趣味和挑战，也给我提供了一个观察年轻人生活状态的渠道。我总是借机和那些喜欢手串、潮玩、复古相机，源源不断地需要情绪价值的Z世代年轻人聊一聊，了解他们的欢喜与苦恼。这也是我，作为一个研究者，走出书斋，贴近研究对象的一种尝试。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05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