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荣新江（国家社科基金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通俗读物项目《满世界寻找敦煌》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

　　借助《满世界寻找敦煌》一书的撰写，我得以回顾40多年来中国敦煌学的历程，包括敦煌学中的爱国主义情怀、敦煌学中的国际交往、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敦煌文物回归之路的思考。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也始终贯穿《满世界寻找敦煌》这本通俗读物的许多篇章。

人物素描：卢重光 绘

　　回望八十年代的爱国情怀

　　我于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那个时候，国门逐渐打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要刻苦学习、努力奋斗、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强烈爱国情怀。北大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坐满了读书的人，一些教室里甚至有人通宵达旦地学习。在排队买饭的时候，不少学生看着小卡片背英语单词；课间休息的时候，教授们身边总会围着问问题的同学。

　　1981年3月20日夜晚，中国男排与韩国队（当时称为“南朝鲜队”）争夺世界杯亚洲区预赛的出线权比赛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进行，许多北大学子聚集在收音机、电视机旁收听或观看比赛。中国男排在落后两局的情况下奋起直追，连扳三局，以3∶2战胜韩国队，获得代表亚洲参加男排世界杯的资格。这种反败为胜的结果让同学们无比振奋，大家纷纷走出宿舍，在校园中狂欢。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一下子抓住了那个时代大学生们的心声，于是，这个口号震荡在燕园许多宿舍楼前，经久不息。在汹涌的人群中，我感受到爱国主义的力量。

　　当时的课堂也充满了爱国主义教育，在我选修的“敦煌学”课堂上更是如此。授课老师在进入正题之前，常常给我们讲述一些故事来鼓励大家奋发图强。比如说某个日本学者声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给当时的年轻学子们以极大震撼，是后来许多年敦煌学人要夺回敦煌学中心的强大动力。又比如老师讲述到我们编的一本《敦煌资料》，录文被日本学者挑了300多个错误，一些老先生们看着这篇书评，边看边落泪。其实，大部分录文错误不是因为我们的释读能力差，而是我们无法看到原件或高清图版，转相抄录，产生了不少问题。无论如何，中国敦煌学当时落后于日本，我们憋着一股劲，要努力赶超。

　　1984年，我作为一名已经进入敦煌学门槛的年轻学生，终于有机会迈出国门，留学荷兰。怀抱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我向往着前去英、法接触敦煌原件，作出为国争光的学术成绩，不让日本学者专美于前。那时出国的人还不多，敦煌学界有机会出国的人更少，我作为北大和荷兰莱顿大学联合培养的硕士生出国留学，虽然只有10个月的时间，但这是极为难得的机会。那时的我只发表过两三篇文章，没有“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心”那样远大的理想，但为中国的敦煌学做点事情的志向还是有的。

　　从第一次出国调查英、法、德、丹麦、瑞典所藏敦煌、吐鲁番、和田等地出土文献，后在1990年前往日本，再访英、法并前往苏联，再到后来走访美国并多次到欧洲、日本，把敦煌为主的中国西北地区流散文献摸清楚的想法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执着。这背后的动力，无疑与上大学以来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息息相关。

　　敦煌学在世界

　　第一次出国的时候，我抱有强烈的爱国情怀，虽然不敢说要把敦煌学中心夺回来，但也要尽自己的一份力。我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就感受到敦煌学的国际主义氛围，我的导师曾带我拜访来京的日本的敦煌学家、德国的突厥学家、美国的中亚学家，还带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处听来访外国学者的讲座，也与来访北大的法国、日本等国的敦煌学研究者对话。所以，拜访国际敦煌学研究者是我从一开始就定下的目标。

　　在拜访之前，我会对受访者的学术成果做详细调查，编制我能找到的他所发表的所有论著的目录，也知道他的研究方向，甚至准备好一些要问的问题。于是，我第一次去英国，就专程到剑桥拜访了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贝利爵士；第一次去巴黎，就拜访了法国高等实验学院的突厥学家哈密顿教授；第一次去德国，就拜访了汉堡大学的于阗语专家恩默瑞克教授。他们对我热情款待，并送给我许多他们的著作和论文抽印本，大大节省了我收集资料的时间，和他们的对谈也使积聚在我心中的一些问题得到了答案。

　　1988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北京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长季羡林先生特别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让前来参会的国际友人感受到中国学者的宏阔胸怀。这个号召更是给予我后来出国寻访敦煌资料时的国际交往以方向性的指引。所以，在此后多次前往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寻访敦煌、吐鲁番文书过程中，我与许多国家的敦煌学家、于阗学家、粟特学家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事实上，这样的国际学术交往对于双方是互利互赢的。我们交换最近的研究成果，早期是寄送自己的论文抽印本和著作，后来也通过网络寄送PDF文件；邀请对方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会议了解新知，结识新人；在一些学者主编敦煌、于阗、粟特等学术专题论集，包括给某个领域专家编写祝寿文集的时候，我也常常收到邀请并尽力参与，完成英文、日文论文。这些活动和写作是具有挑战性的，但也收获满满。这不仅仅是国际学术交流，更重要的是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阐明中国学者的观点，介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集体力量

　　如上所述，我是中国敦煌学学者中比较早有机会出国的，所以满世界寻找敦煌文献的机会也比较多。出国收集来的各种敦煌、吐鲁番文书材料，对我本人的敦煌归义军史研究、于阗史研究、吐鲁番学研究等都有很大助益。

　　与此同时，我也收集到很多资料，其中有些内容并非自己所长，于是我把它们送给其他学者或学生。其实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相互交换资料本是情理中的事，但敦煌资料早期都是“挖宝式”研究，谁有条件自己去伦敦、巴黎，就能抄出许多研究资料；谁能通过自己的方式拿到敦煌写本的图片，谁就能发表几篇文章。这样的情况造成敦煌学者对于材料相对保守，在那个时代也是情有可原。我有多次机会满世界寻找敦煌，有时候资料如山洪暴发，应接不暇。所以，把资料分享给过去获取资料比较难的国内学人，是我的一种想法，这样可以推进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就是用集体的力量，快速推进中国敦煌学的进步。

　　虽然敦煌、吐鲁番研究只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方面，但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在满世界寻找敦煌的过程中，国内的许多先生提供过信息和帮助，有些学者和我一道努力寻找，而一些国外学者也提供了很多援助和指点。因此，我出版了怀念前辈学者的《从学与追念》，并发表了尚未结集的若干文章。比如我写季羡林先生、周一良先生、陈国灿先生、施萍婷先生等人的纪念文字，从与他们交往的角度记录了他们对我的鼓励和帮助，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述的满世界寻找敦煌的故事。

　　敦煌宝藏回归之路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时候，正处在清朝积贫积弱的时代，7年后英国斯坦因到来，敦煌宝藏开始大规模外流，于是敦煌学史就是一部“伤心史”。我满世界寻找敦煌的目的，就是想调查清楚国内外流散的敦煌文献和文物到底有多少，都收藏在哪里，整理研究的状况如何，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敦煌文献是否能够回归。

　　流失在外的敦煌宝藏怎样回归，我想是每一位中国敦煌学研究者都会思考的问题，这也是萦绕我心头的重大问题。不论是穿行在欧洲的铁路中，还是在飞往美国的班机上，不论是走访在日本公私藏家之间，还是坐在宁静的善本阅览室里，我都经常追问自己：“面对不同流散经历的各式各样的敦煌藏品，将来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们回归呢？”为此，我精读获取敦煌、吐鲁番、龟兹、于阗文献和文物的各种报告，了解这些宝藏如何被发现，如何被运走；我也走访过中外一些档案馆，了解当地政府的态度和当年的文物管理法案；我还和收藏地的一些律师和文物回归专业的师生探讨，从国际法和当地法律的角度，看文物回归的可能性；我也思考是否需要让所有的文物回归，还是争取精品先行，这就涉及给流散的敦煌文献和文物的定级问题，如此等等。

　　近年来，中国学者提出敦煌文物和文献的“数字化回归”，用高清彩色图录的形式把敦煌文献呈现在中外学者面前，这些做法都是“回归”的一种方式，对于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都是极好的事情。比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是“敦煌文献系统化保护工程”中《敦煌文献全集》项目的组成部分，目前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110册。此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也在陆续出版，《甘肃藏敦煌文献》30卷也已出版，《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重庆藏敦煌文献》《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已经印出。这些高清图片非常清晰，完全能够解决学者在过去的缩微胶卷和黑白图版上看不清楚的问题。当这些高清彩色图录进入中国各大图书馆之后，可以说敦煌文献不仅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回归”，而且为国际学界所共享。

　　敦煌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以敦煌文献为例，其中包含各种形态的文献，有写本、册子本、梵夹装、印本等；从内容上来说，有佛典、道经、公私文书、绢纸绘画等。因此，研究敦煌文献的人除了学习历史、文献、佛教、文学等学科知识外，还要有一些跨学科的知识。事实上，敦煌学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些内容已经研究得非常充分，而且敦煌学还有大量图像资料，美术史方面的解读和研究也有丰厚的成果。

　　于我而言，有意义的是将这些“高深”的内涵转化成通俗的读本，用通俗的语言讲清楚敦煌学里面的故事。包括敦煌文献、敦煌绘画的内容，敦煌文书如何解读，敦煌写卷怎样辨伪，敦煌历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敦煌对于丝绸之路的意义，如此等等大众希望理解的敦煌学“名堂”、敦煌学的方法，举出具体的例证来加以讲解。把敦煌学中如此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如此丰富的丝绸之路结晶、如此聚集的人文主义精神，向社会大众讲述出来，是敦煌学者今后应着力的一个方向。

　　《光明日报》（2025年10月1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