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著评介】

　　作者：丁利荣（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望衡教授撰写的十卷本《中华美学全史》，以近四百万字的篇幅审视中华古典美学的思想成就、民族特色、体系架构和发展脉络，既关注到了传统美学的历史发展和当代转化，又囊括了政治美学、环境美学、科技美学、设计美学和生活美学等新的研究领域，并在广博宏阔的视域中提炼出中华美学的灵魂和骨架，对中华美学史的体系做了新的思考。

　　书中所揭橥的中华美学的诗性品位，是我们理解中华美学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一把钥匙。诗性品位不单指关于诗歌的品位，更是指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趣和精神品格，涉及诗性思维与意象体系、诗教理论与性情教化、诗性智慧与风雅中国三个不同的维度，并从言说方式、人格塑造到家国天下三个不同的层面，开拓出中华美学气象万千、恢宏广大、既关联日常又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

　　诗性思维与意象体系

　　全书以境界论统摄中华美学全史，“中华美学的境论、意象论、意境论、境界论均在诗学中形成”，主张意象体系和境界论的形成与诗性思维直接相关。

　　“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学诗离不开广博的比喻。诗以物象起兴，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飞禽走兽，都会引起诗者的兴发感动，成为寄托情志的意象。诗以意象来言说，意象既相关于自然、人事与天道，也相关于情感、政治和伦理等。意象与概念不同，概念的特点是明彻与清晰，注重边界的区分；意象则具有弥散性、渗透性与交融性，导致其边界的模糊化。与建立在概念上的逻辑思维有所不同，意象思维更侧重于自然与人的感通关系，强调人与物的感应道合，人生与自然的混融互生。单个意象符号常常在历史的时空中滋长为一种意象体系，形成一种多维的诗性空间。

　　诗的言说方式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和阐释空间，它是现实世界向垂直世界转义的载体，这正是美学与哲学精神的生长之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既是指诗思的情真、情正，又有无尽的审美感发和思想启迪之意。孔子用了一个“兴”字将诗的感兴所具有的无尽之义指引出来，借《诗》实现向精神世界的开拓、建构与超越。作者在《中华美学全史》中提出，“儒道释三家文化协同构建起中华美学的文化骨架”，此后，儒家的“仁”、道家的“道”、释家的“空”便在这种意象思维之下体悟本真之境，从而实现了由诗性向精神世界和形上领域的开拓与超越，形成了中华美学独特的神韵与境界之美。

　　诗性的世界是开放的，人是自然中的一部分，与山川草木、花鸟虫鱼，既具有差异性，又具有同一性，所以自然万物可与人相亲，给人感兴和启迪。自然山水中亦可备见科学认知、伦理秩序、医食实用、农业生活等人文启示，人文生活与自然环境相融相摄，诗性的世界中有着整体的人生。

　　诗教理论与性情教化

　　《中华美学全史》突出了中华美学的审美情怀，审美情怀是情感与思想的融合，主要有山水情怀、家国情怀、天下情怀等，“当其（这三种情怀）上升到最高层次时，被誉为天地情怀”，此时三者边界消失，融会为一，此境界称为天地境界。“天地情怀”与“天地境界”是古典诗教追求的理想之境。

　　诗教是一种性情教育和生命教育。“性本静”“情为动”是中国哲学关于心性与情感的经典阐述。情感的发展历程大体有四个阶段，即情之所起、情之所现、情之所转、情之所向，性质上相关于情感的自然性、个体性、社会性和超越性。情感需要得到表现和引导，在物情关系上则体现为感物起情、缘情而发、持情循礼和导之正情，这遵循了起承转合的情感逻辑，也是中华美学关于性情教育的基本路径。

　　与此相应，中国古代诗教理论基于先秦儒道心性哲学的思想基因，在后世历史语境的展开中，相应形成了缘情诗论、持情诗论与道情诗论的思想主张。这一思想不仅体现在狭义的诗论中，同时也在其他艺术领域得以生发，从而成为一种基本的美学精神。首先，缘情诗论，注重“诗缘情而绮靡”，强调个性情感的表达，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可称为我情之境；其次，持情诗论，认为“诗者，持人情性”，注重世情的社会价值，是政教之境；最后，道情诗论，强调“诗者天地之心”，注重道情的超越价值，是澄明之境。缘情、持情、道情诗论三者在历史上同存并在，从内在逻辑上讲，存在着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即从个体内心情感的形成，到关注外部世界和社会价值，再到探索个体内心的超越世界，指向一种大我之境。

　　诗论的逻辑进程不仅体现了诗论的逻辑生成性、理论体系性和思想超越性，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古人对于世界的认知方式以及哲学层面的深层思考，同时它也涉及关于普遍性的个体精神生长的问题，即关于人的个体身份认同、社会身份认同和超越性的大我身份认同。诗教理论中的缘情、持情与道情论正相关于个体人格成长与完善的三个重要阶段。

　　古代诗论的性情教育正是建立在中国独特的心性论哲学之上。心的性、情、欲构成了心性逻辑的三个维度。情心、欲心、道心三位一体，统摄于一心，此为心的体用关系。欲心是情之所溺，情心则是人正常的喜怒哀乐之情，道心是天地之性，是人的本真之心，是情的超越与升华，道情之境具体体现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虚静”“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以及“良知本体”等命题中，它们构成了诗论的超越之境。性情教育植根于古典的心性哲学，它们存在于儒道禅三家的深层智慧之中，最终以“天地情怀”与“天地境界”为旨归。

　　诗性智慧与风雅中国

　　从《中国古典美学史》（2007年）到《中华美学全史》（2025年），书名的变化反映出作者研究视野的新变化，从“汉美学视野扩大为中华民族美学的视野”，再到“中华民族美学对全球美学构建的贡献”，既强调民族性、地域性与文化性、国家性的变迁与融合，同时反思民族性与全球性美学的对话与共生，这与当代对民族共同体与地方多样性的关注不谋而合。作者在对中华美学民族性差异与全球性贡献的理解中突出了风雅中国的诗性智慧。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风”，具有地方性、情感性和教化性等特征，它首先相关于中国大地上的自然风物。与西方从古希腊、中世纪、近代、现代到当代思想发展的否定之否定不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使我们对传统的继承与认同感相对稳定，这也反映了中国的地方性与中华民族精神性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风教的情感性、社会性和教化性等特点。“雅”则是“风”的方向和意旨，是一种超越性、理想性的精神建构。

　　从风人之诗，到风雅之旨，再到风雅中国，这是中华美学诗性品位的内在体现。风人之诗要求自然、性情、礼义三者兼备，如南宋诗论家刘克庄认为，“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也即是说风人之诗离不开鸟兽草木，如果缺少自然的一维，人的情感、趣味和智慧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然的维度关乎人的本源之思和深层教养。风雅之旨是风雅教化，古人的教化注重诱之歌诗，导之习礼，讽之读书，诱、导、讽，可谓三字金言，实现风动、教化、颂赞的风雅中国。

　　雅最根本的精神是“正”，中正、正音、正声、正统、正道，有标准和规范的意思。以“正”为核心，“雅”的外延像涟漪一样层层荡开，形成一个丰富的意义网络，如雅言、雅乐、古雅、淡雅、典雅等。雅，向人格延伸，指向一种高尚的品德；向审美延伸，指向脱俗的趣味；向哲学延伸，指向理想的境界。因此，雅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美学风格，更是一种人格境界和政治理想。可见，风雅中国是诗性与政治、美学、哲学的统一，它将士人的品位、礼乐的风景等纳入诗性体系之中，形成了中华美学的独特魅力。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08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