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汉学在其早期发展历史中，有一个令人瞩目的“青年”现象：许多汉学家在40岁之前就取得了非凡成就。

　　以法国为例，专业汉学成立的标志性人物雷慕沙在35岁前就出版了成名作《汉文启蒙》；考狄推出《西人论中国书目》的第一版第一卷时尚不到30岁，并在33岁出任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考狄的弟子、有着“西方汉学第一人”之称的沙畹28岁就接任了法兰西学院的汉学教席；与沙畹一道被赞为“法国汉学三杰”的儒莲在27岁就完成了《孟子》的拉丁文翻译并在36岁就成为法兰西学院的汉学院士；沙畹的学生伯希和22岁就成为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汉学教授。其他国家也不乏这样的例子：英国的翟理斯35岁就完成了英语世界第一个《聊斋志异》全译本；德国的高本汉29岁任哥德堡大学远东语言和文明系教授；荷兰的高罗佩30岁出版了向西方世界首度完整介绍古琴文化的《琴道》……台湾历史学家王汎森十年前出版过一本文集《天才为何成群地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汉学界就像这本书的书名形容的样子，群星璀璨并且青年成名的现象异常突出。

　　世界汉学发展恐面临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

　　与一个世纪前汉学新秀蓬勃涌现的景象形成鲜明对照，汉学或区域研究传统曾经发达的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如今普遍面临人才梯队青黄不接的情况。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出现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持续衰落。这种情况可能还在恶化——美国历史学会最近一次的《学术职位报告》（2023年）显示，亚洲研究和非洲研究的教职岗位被大幅消减。另一重原因则是曾经作为汉学重要基础的语文学（Philology）乃至范围更大的古典学的持续衰落，这一过程的起点更早于区域研究的衰落。

　　“全球南方”中的大多数国家直到进入21世纪才开始逐步兴起中文学习热和中国研究热，在本国的汉学传统累积和汉学人才储备方面仍处于早期阶段，也很少贡献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汉学家。

　　因此，一方面，随着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攀升，学习中文、研习中国文化成为国际社会一股不可阻挡的文化潮流——据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的统计，截至2024年年底，全球开展中文教学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190个，已有86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海外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3000万；但另一方面，汉学这项国际性学术事业的人才梯队面临结构性断层，亟须培养出一批高水平青年学者。

　　中国正成为各国青年汉学家的培养摇篮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对外汉语教育始于1950年设于清华大学的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从这个专修班走出了萨安娜（罗马尼亚）、尤山度（匈牙利）、施乐文（波兰）等汉学家，他们为向东欧各国介绍中国文化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成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时代以来，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支持青年汉学人才培养。2013年起实施至今、旨在培养兼具中外语言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青年汉学家的“新汉学计划”，已为近百个国家培养了约1200名博士“中国通”。自2014年发起的“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则负责为青年汉学家来华短期研修提供支持，迄今已有逾百个国家约600名青年学者受益于该计划。

　　让青年成为世界汉学事业的主力军

　　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跨文化学术活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青年世代对文化差异的开放度和包容度高于年长者。这有助于热爱中国文化的国际青年摆脱由西方叙事造成的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主力军，但并不足以成就一大批学术精湛的汉学家。为此，我们还需要从如下方面进一步做好新时代青年汉学人才的培养工作，帮助各国青年学者成为世界汉学事业的主力军。

　　从20世纪前后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得到的一条重要启示是，汉学人才的培养首先得益于在优良的学术传统中的滋养。造就这种学术传统的除了“师出名门”的学统承传，不能忽视的是学术基础设施的夯实（如《西人论中国书目》的编纂）和不同学科理论相互刺激（如兰克史学、涂尔干的社会学）的动力。站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可以为未来的汉学家们做许多基础性工作，例如集大成性的汉学研究文献数据库建设、20世纪世界汉学史的编纂等。在汉学人才培养的体系中，我们要坚持语文学传统与学科知识兼备的标准，在国际中文教育体系中推广“语言+学科”的理念。

　　另一条历史经验的启示是，汉学家需要沉浸式体验中华文化。像雷慕沙那样未曾履足中国的汉学大家只是个案，更多是有在华长期生活体验的经历，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带来深层次的“文化交涉”，最终才使得他们成为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我们有必要提供更多的机会让汉学家们与中国发生更广泛和深入联系，包括开放一批可以长期开展民族志和参与式观察的调研点（例如20世纪80年代后对美开放的山东邹平冯家村等调研点），为汉学家查阅历史档案提供更多便利等。

　　此外，21世纪的汉学家们必须因应数字化与智能化的融合发展对传统汉学知识生产范式的挑战。在数智时代，汉学家擅长的文本细读将与机器辅助的远读（distant reading）相结合，跨界研究、跨界合作将成为常态，甚至会出现一批像德龙（Donald Sturgeon）这样同时具备汉学和计算机技术素养的“数字汉学家”。与此相适应，我们应主动拥抱时代变化，例如在“新汉学计划”“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等项目中可以增加数智赋能的学术训练，以便让未来的汉学家和汉学发展跟上人工智能发展的步伐。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1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