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国栋（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门学科的建立，往往需要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既要有构成学科体系的各个分支，又要有专门知识和学术术语的积淀，更要有稳定的研究队伍和领军学者。尚永亮先生经过数十年耕耘，从贬谪文学研究起步进而致力于流贬学的建构，堪称典范。

　　文学作品的催生方式多种多样，庙堂文学、隐逸文学、山水文学、贬谪文学，无一不是由具体的创作环境激发而成。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为政观念，使得大量士人都试图进入官场，仕途得意与否，每每体现在文人笔下。“人生得意须尽欢”“春风得意马蹄疾”固然值得书写，但人生失意时期的作品亦能引起人们共鸣，流贬文学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曾总结前人因困厄而发愤著书的情形：“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可以看出人生状态与文学生成的某种关联，遗憾的是，古人并未将流贬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现象提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开始关注贬谪对古代文人仕历、生活、心理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尚永亮先生更是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加以考察，后又拓展至贬谪文化领域，陆续出版了《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考论》《弃逐与回归：上古弃逐文学的文化学考察》等一系列研究贬谪文学与文化的专著，部分还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外译项目，被翻译成日文出版，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近二十年间，尚先生在武汉大学指导十余位硕、博士从事流贬文学与文化研究，从流贬制度的考察、流贬文献的整理、贬谪文体的运行、贬官心理的揭示、流人文学的衍生等多个层面展开具体论述。希望能够以此为基础，绾合海内外学术同道之力，对流贬现象和流贬文学的一系列问题持续用力，促使这一跨朝代、跨地域、跨学科课题走向深细，努力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推动“流贬学”的建构。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流贬文学研究丛书”，即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本丛书包括《两汉流贬制度与文学研究》《三国两晋贬谪文化与文学》《南朝贬谪制度与文学研究》《唐代贬谪制度与相关文体研究》《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北宋前期贬谪文化与文学》《清代流人文学研究》七部专著，近期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总体而言，该丛书有如下几方面特点：

　　第一，流贬主体的进一步明晰。此前学界对流贬文学并未形成统一认识，不仅有贬谪文学、逐臣文学、迁谪文学、流人文学等多种称谓，贬流、谪流、谪宦、降官等也屡见使用。顾名思义，流贬学的主体应该包括“流”“贬”两大类，但学界对两者的适用对象向有争议，古永继认为：“贬谪限于仕宦阶层……流放则包括了所有阶层人犯。”姜立刚则将流刑限定为官员遭流放。本丛书第一次对“流贬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明确界定，并在具体分析“流”“贬”的若干异同后指出：“不论流还是贬，流贬主体都经受了来自政治强权施予的打击（尽管其中有正向、负向之别），都在逆境中体验了生与死、放与归、自我拯救和他者救助的多重矛盾，都产生出或执着或超越的意识倾向以及远超常人的悲剧性情感。因而，我们广义地将流与贬作一整体看待，而在流贬者中，重点关注的则是那些被外放、流徙远方且有文学创作的文人士大夫。”（《总序》）书中通过多次讨论，最终将流贬主体加以扩大和稳固，不仅使流贬文学的外延和内涵更加清晰，流贬学也有了明确的研究对象。

　　第二，首次对流贬文学与文化进行了长时段、全景式的整体观照。学界对流贬文学的关注虽已超过四十年，但多呈现点状和断代研究趋向，或以流贬个人和群体为研究对象，或以某一时段为考察断限，且主要集中在唐、宋、清三代，尤其是唐、宋两代。本丛书的七部著作起于两汉迄于清代，配合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如《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明代贬谪诗研究》《元代贬谪制度与文学的多元考察》，历史上的流贬文学与文化研究已近乎全线贯通。这七部著作虽各有侧重，或重于汉唐时期贬谪制度的勾勒与运行，或重于唐宋贬谪文人的心理描写与主体精神重塑，或重于清代边域流人的身心体验与文学书写，揭示了古代文人从初遇流贬的愤懑到渴望回归的心路历程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如《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以元和诗人贬后的被弃感、被拘囚感和生命荒废感为中心，集中探索被贬者的生存焦虑和盼归心理，就中更以柳宗元为例，从多个层面揭示其因持续压抑而造成的“时间的损伤”，以及“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的凄楚情怀。《清代流人文学研究》则通过分析方拱乾的《何陋居集》、吴兆骞的《秋笳集》等，深入剖析清代流人“故国依恋”与“异域抗拒”的复杂心理，“独棹孤舟惨别颜，梦魂终日绕吴关”更是将吴兆骞对回归的渴望揭示得淋漓尽致，古代文人弃逐与盼归的完整长卷也由此织就。

　　此外，本丛书还对中原士人贬往偏远地区以后带来的文学新变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无论是唐代以前北方士人的南贬还是清代江南文人的北徙，都对当地的文学发展乃至文化开发产生了积极影响，如贾谊贬往长沙、虞翻贬往岭南、庾信滞留北朝、盛唐潇湘逐臣、中唐元和逐臣、清代的东北和西域流人等等。不仅如此，流贬之路同时也是一条“活”的文学生成与传播之路，与很多看不出创作时地和写作背景的静态文本不同，流贬途中的作品往往痕迹明显，结合相关文献记载，便于考察其创作时地、作者心理、周围环境等，流贬途中的文学生成过程也变得鲜活而又清晰，贯通全国的诗歌之路也随着流贬文人的脚步渐趋形成。

　　第三，注重考察流贬制度的运行及其与文学的互动。中古以前尚未形成明确的贬官制度，贬谪的实施也无一定之规，前人对贬谪文学的研究多局限在对贬谪事件、贬谪心态、贬谪诗文的考察方面，对于贬谪制度以及相关行政文书的运作领域着墨不多。本丛书所收绝大多数著作往往先勾勒相关朝代的贬谪和流放制度，如“两汉流贬的类型与程序”“三国两晋选官与流徙刑制度”“南朝贬谪制度与类型”“唐代贬谪制度的运行”“北宋贬谪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清代的流放制度与流人类型”等等，然后再展开对贬谪事件和诗文的阐释，密切把握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考察流贬制度的运行及其与文学的互动。唐代以前贬谪的实施多依赖行政文书的运作。丁之方指出：“（唐代）贬官制度在实施时并没有一套完整详备的典章规制作为指导，而是直接由中书门下那些宣布贬官或量移的诏书敕令，以及各级官署的有关申牒行文来决定的。”本丛书则对贬谪命令的形成、下达与执行，被贬官员的时空分布与身份类型，贬官的安置与迁转，贬谪文书的创作与运行均有详细论述，从史学、法学和文学多个领域对中国历代的贬谪制度、谪官去向和文学书写进行了系统考察。流贬文书的生效和运行，又进一步促成了贬谪制度的建立，就中亦可见出文学与制度的双向互动关系。

　　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现象，流贬催生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名句，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等。这部分作品很早就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始终没有一条线索将其贯穿起来。流贬文学的提出，使得这些诗文有了统一的归属。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流贬文学的研究对象更加明晰、研究范畴日益拓展、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本丛书的出版，标志着学界已开始由贬谪文学向流贬学过渡，至少在流贬制度的勾勒和流贬文学研究方面已着先鞭，成熟、完善的流贬学已经呼之欲出了。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31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