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通志》与西夏学的发展

演讲人：杜建录 演讲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鼎堂讲坛” 演讲时间：二○二五年十月

　　由于现存史料有限，我们目前无法编纂一部类似二十四史的纪传体《西夏史》，另一方面，当代章节体的《西夏史》又无法容纳更多内容。有鉴于此，2008年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就开始策划编纂多卷本历史著作《西夏通志》，有目的地开展相关的团队建设和研究准备。2015年，《西夏通志》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22年完成结项，并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2025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多卷本西夏史著作体裁介于“纪传体”断代史和“章节体”专史之间，将我国的史论和史志结合起来，是西夏史研究体例和方法的创新，这是《西夏通志》纂修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本次讲座，我们将结合《西夏通志》的纂修来介绍西夏学的发展情况。

小朋友在宁夏银川西夏陵景区体验西夏文木活字印刷。新华社发

　　空中俯瞰苏峪口瓷窑址中经过半展示性回填保护的2021—2023年度发掘区。苏峪口瓷窑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苏峪口深处，于2017年考古调查时首次被发现。根据出土器物结合地层判断，该窑址始烧于西夏早期，停烧于西夏晚期，是目前所发现最早的西夏瓷窑址。新华社发

　　杜建录 宁夏大学人文与民族学部部长、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学科扶持计划“西夏学”负责人。兼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副会长、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学会副会长、宁夏史学会会长。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课题20余项，发表论文140余篇，出版《西夏经济史》《西夏史》等著作19部。

清晨的西夏陵。2025年7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新华社发

　　《西夏通志》的编纂缘起

　　从史学史发展角度来看，元朝曾修宋辽金三史，未给西夏修一部纪传体专史，给后世留下了缺憾。

　　自明、清以来，封建史家有感于西夏史的缺憾，筚路蓝缕，拾遗补阙，撰写出多种西夏专史，重要的有明代祁尔光《宋西事案》，清代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吴广成《西夏书事》、周春《西夏书》、陈崑《西夏事略》以及民国初年戴锡章《西夏纪》等。这些著作梳理了西夏史资料，特别是参考了当时能见到、现已不存的文献资料，值得我们重视。不过从总体上来看，明、清两代学者对西夏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未能摆脱狭隘的封建史观的束缚；二是黑水城文献尚未出土，西夏陵等重要考古尚未开展，所使用的资料仅限于传世典籍。因此，这些著作都不能够全面阐释西夏社会面貌。

　　从20世纪八十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拉开大幕，西夏学也焕发出新的生机。先后出版了钟侃等《西夏简史》（1980）、吴天墀《西夏史稿》（1981）、李蔚《简明西夏史》（1997）、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2005），这些成果各有所长，大大推动了新时期西夏史的研究。但从研究的系统性和史料的全面性来看，仍有一定的局限：一是章节体例无法容纳更多历史事实，《西夏简史》《西夏史稿》《简明西夏史》都在三四十万字以内，其中《西夏简史》不足10万字，即使由专家集体完成的《西夏通史》也只有几十万字；二是这一时期地下出土西夏文献文物大多没有公布，特别是数千件俄藏西夏社会文书近年才公布，因此当时研究所用史料相对有限。

　　国外西夏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西夏语言与文献，西夏历史方面的成果相对较少，主要有苏联克恰诺夫的《西夏史纲》（1968），日本冈崎精郎的《党项古代史研究》（1972），美国邓如萍的《白高大夏国：十一世纪夏国的佛教和政体》（1998）。《西夏史纲》比较简略，对汉文史料的解读错误较多；《党项古代史研究》侧重西夏建国前的历史；《白高大夏国：十一世纪夏国的佛教和政体》过分强调西夏佛教的地位，不切合西夏历史实际。国外的西夏史代表作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也不能反映西夏历史全貌。此外，《中国通史》《辽宋西夏金代通史》《剑桥辽夏金史》中的西夏史，或作为中国通史的一部分，或是辽金西夏断代史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突破明、清以来研究局限，编纂一部具有纪传特点的《西夏通志》，一定程度上弥补元代没有给西夏修一部纪传体专史的缺憾，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编纂条件的成熟

　　伴随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发展，编纂一部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的条件逐渐成熟。

　　一是中华民族史观下的西夏史研究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01年，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后更名西夏学研究院）被教育部批准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地建设之初，就确立了西夏文献整理出版、西夏文献专题研究以及西夏社会面貌阐释的“三步走”战略，即在文献资料整理的基础上，编纂一部大型西夏历史著作。在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成为理论界和学术界共识的情况下，中华民族史观指导下的多卷本西夏史著作编纂是时代的呼唤。

　　二是文献资料条件基本成熟。近代以来，像黑水城文献这样的西夏资料，一直被收藏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里，一般研究者很难尽览。一度除了苏联学者和文物单位专家有机会接触外，其他人很难利用这批珍贵文献进行研究。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国内外学界共同努力下，相继出版了《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日本藏西夏文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至此，近代以来地下出土的西夏文献主要部分全部整理出版。

　　除出土文献外，多卷本《西夏文物》全部整理出版。该大型著作由史金波任总主编，塔拉、俄军、李进增、樊锦诗、杜建录任分编主编，包括《内蒙古编》《甘肃编》《宁夏编》《石窟编》《综合编》，共5编35册。所收西夏文物一物多图、图文并茂，建立起西夏文物永久性保护档案，构建起清晰的西夏物质文化谱系，彰显出中华文明多元交融的特质，开我国断代文物整理出版的先河，为《西夏通志》的编纂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资料。

　　在文献文物整理出版的同时，进一步深入研究也全面展开，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西夏文献研究丛刊》，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甘肃文化出版社推出《西夏学文库》1—3辑，每辑20种，共60种著作中，大部分是文献研究。此外，韩荫晟《党项与西夏史料汇编》，史金波《西夏经济文书研究》《西夏军事文书研究》，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贞观玉镜将研究》《西夏谚语》，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聂鸿音《西夏文献论稿》，杜建录等《党项西夏文献研究——词目索引、注释与异名对照》《西夏社会文书研究》，孙伯君《西夏文献丛考》，彭向前《俄藏西夏历日文献整理研究》，梁松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等也陆续出版。所有这些，将西夏历史文献整理研究推向了新阶段。

　　三是专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史金波《西夏文化》《西夏佛教史略》《西夏社会》，白滨《元昊传》《党项史研究》，周伟洲《唐代党项》《早期党项史》，汤开建《党项西夏史探微》，杜建录《西夏经济史》《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杨浣《宋辽关系史》，牛达生《西夏钱币研究》，陈育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陈育宁、汤晓芳、雷润泽《西夏建筑研究》，韩小忙《西夏美术史》，鲁人勇《西夏地理考》，佟建荣《西夏姓名研究》等纷纷问世。这只是百年西夏学论著的一部分，还有大量论著被收录在《西夏学文库》《西夏学文萃》两套大型丛书中，不一一列举。所有这些研究成果，为多卷本《西夏通志》的撰写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是凝聚起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编纂团队。《西夏通志》作者团队阵容强大，除了首席专家为西夏学领军人外，还有史金波等国际顶尖西夏学专家，更多的是这些年成长起来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他们大多数主持完成两项以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的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这个研究团队经过多年历练，有良好的研究基础与合作传统，他们相继参加过《中国藏西夏文献》《党项西夏文献研究——词目索引、注释与异名对照》《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西夏文物》《西夏文献丛刊》《西夏学文库》的编纂研究和整理出版工作。《西夏通志》正是在这种坚实的基础上厚积薄发，多年的学术积累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表达。

　　主要内容与特点

　　《西夏通志》共11卷12册，420万字，从内容上可分为四部分：

　　一是“西夏史纲”，包括党项内迁与夏州拓跋政权建立、西夏建国与治乱兴衰、西夏人口与社会、西夏农牧业和手工业、西夏通货流通与商业交换、西夏赋役制度、西夏社会形态与阶级结构、西夏文化、西夏遗民等。

　　二是“西夏史志”，相当于“正史”中的《志》，包括《地理志》《经济志》《职官志》《军事志》《部族志》《风俗志》《语言志》《文献志》《文物志》等，但内容和方法和以往“正史”中《志》不完全相同，如《地理志》从疆域版图、山川形势、军政区划、交通道路、都城、监军司、府郡州等方面，阐述西夏人文与自然地理；《经济志》从生态环境、畜牧制度、农田耕作、手工生产、商业货币、土地制度、赋税徭役、社会阶层、财政收支等方面，阐释西夏经济发展状况与经济关系；《职官志》从职官制度建立与发展演变，官、职、军、差遣以及封号，中央官职与地方官职，选举、磨勘及其他，阐述西夏的职官制度；《军事志》从兵役制度、指挥体制、边防制度、兵器装备、后勤保障、用兵方略、军律兵书等方面，阐述西夏的军事制度；《部族志》从银夏绥宥盐地区部族、兴灵地区部族、河西地区部族、河湟地区部族、夏宋沿边部族、夏辽沿边部族等方面展开叙述，既有党项族，又有西夏境内的吐蕃、回鹘等族；《风俗志》从饮食、服饰、居住、行旅、婚姻、生育、医疗、丧葬、信仰、节令、交际、家庭等方面，阐述番汉并蓄、多元杂糅的西夏风俗；《语言志》从语音、词汇、语法和文字四方面，阐述党项人的书面语；《文献志》从出土世俗文献、出土佛教文献、传统汉文典籍中的西夏文献三方面展开，共收西夏文献810种，其中出土西夏世俗文献167种，出土西夏佛教文献556种，传统汉文典籍中的西夏文献41种。另外，附历代西夏著述21种，亡佚西夏文献25种，远超正史《艺文志》所收范围；《文物志》分遗址和文物两大类，遗址包括州城堡寨离宫、石窟庙塔、窑址窖藏、陵寝墓葬；文物包括金银铜铁器、官印符牌、钱币、瓷器、碑石刻、雕塑造像、木器木牍、纺织、绘画、建筑构件等。

　　三是“西夏人物”，相当于人物传记，包括夏州拓跋政权、西夏王国以及西夏立国三个时期的人物，另附西夏遗民人物，由于资料不一，每篇传记多则近千字，少则数十字。

　　四是表，包括《西夏世袭表》《西夏帝号表》《西夏纪年表》《西夏交聘表》《西夏大事年表》《党项与西夏地名异译表》《党项与西夏职官异名对照表》《西夏蕃名官号一览表》《夏汉官职译名对照表》《机构译名对照表》《西夏战事年表》《西夏人物异名对照表》《西夏部族名称异译表》《西夏沿边部族名称异译表》《西夏词汇表》《西夏学年表》等。

　　《西夏通志》的一大特点是内容丰富平实，如首卷《西夏史纲》在百年西夏学基础上，系统阐述西夏建国、发展和衰亡过程以及西夏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面貌，并非单纯的资料考辨和某种观点的阐述。其他各卷也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叙述，彰显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术大众化传播的理念。全卷十分注重吸收近些年来在西夏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文化、艺术、社会、文献、语言诸多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将史料内化成客观的叙述，娓娓道来。

　　《西夏通志》的另一个特点是系统而全面。不仅全卷多方位地涵盖了西夏历史，每一卷也都在各领域中尽量搜罗各种史料，做到全面系统。如《西夏文献志》收入各类文献达810种之多，同时对每一种文献都有介绍，可谓西夏文献的集大成之作；《西夏文物志》则囊括了现有西夏文物遗址。

　　各种《表》是《西夏通志》的又一亮点，这些《表》以简洁明了的形式，将复杂的历史信息清晰地呈现出来，如《西夏学年表》呈现出百年西夏学发展脉络；《词汇表》以2000条的篇幅分门别类地展示出西夏语的常用词，每条词分西夏文、国际音标和汉译文三项，非常方便读者检索使用；地名、官名、人名、族名异名对照表，使读者一目了然，解决了一地、一人、一官、一族、一物多名的问题。这些《表》有的是对正文的补充，有的是对正文的提炼，有的则与正文相呼应，成为各卷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编纂者深厚的学术积淀，既为专业研究者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又为普通读者打开了解西夏历史的窗口，让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所需的信息，感受到西夏历史的丰富与立体。

　　《西夏通志》编纂过程中，课题组结合西夏文献资料特点，尽可能多重证据，将地下出土文献和传世典籍文献相结合，西夏文文献和汉文文献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献相结合，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相结合，将《天盛律令》《亥年新法》《法则》《贞观玉镜将》等制度层面上的资料和买卖、借贷、租赁、军抄、户籍等操作层面上的资料相结合，国内研究和国外研究相结合。例如，《天盛律令》有一条不易理解的律令：“全国中诸人放官私钱、粮食本者，一缗收利五钱以下，及一斛收利一斛以下等，依情愿使有利，不准比其增加。”过去学界对这条律令一直不太理解，后来通过和黑水城出土西夏天盛十五年贷钱文契结合研究，搞清楚了律令规定的一缗收利五钱为日息，一斛收利一斛为年息。又如，郡为秦汉以来普遍设置的地方机构，相当于州一级，下辖县，有时是州县，有时是郡县。一般情况下县级名称不变，而州郡名称互换，如灵州与灵武郡，夏州与朔方郡，凉州与武威郡，甘州与张掖郡，肃州与酒泉郡。西夏立国后承袭前代，在地方上设州置郡，以肃州为蕃和郡，甘州为镇夷郡。这条资料出自清人吴广成《西夏书事》，由于该书没有注明史料来源，曾为后世史家所疑，研究者不敢据此确认西夏设郡。随着黑水城出土西夏榷场文书明确记载镇夷郡，为西夏在地方设郡找到了确凿证据，其意义不言自明。

　　编纂过程中注重考证辨析，对异见异辞、相互矛盾的史料，加以辨正，以求其是；辨析不清者，两存其说、存疑待考。例如，《天盛律令》记载西夏有石州、东院、西寿、韦州、卓啰、南院、西院、沙州、啰庞岭、官黑山、北院、年斜等12个监军司，有的名称和《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相同，有的则不相同，要逐一考辨清楚。再如，汉文文献中的党项西夏地名、人名、官名、族名，有的是意译，有的是用汉语音写下来，不同的译者往往用字不同，出现了大量的异译；有的在传抄、刊印过程中出现讹、衍、误。以上种种现象，造成历史记录中出现了将一人误做两人、将一地误做两地、将一官误做两官的情况，为此，在全面系统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汉译不同用字以及讹、衍、误逐一进行甄别和考辨，表列党项与西夏地名、人名、官名、族名异名对照。

　　《西夏通志》的编纂工作实际是分三步完成的。第一步为按卷编纂“西夏通志资料长编”，将所有出土文献、传世典籍、文物考古资料，按照时间和门类编成资料长编；第二步对搜集到的西夏文献资料进行辨析考证，完成西夏史考异，对当代专家不同的认识，也要加以辨析，有的问题两存其说；第三步在资料长编和文献考异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去误存真、存疑待考，完成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观点鲜明的多卷本《西夏通志》。

　　史金波先生认为：“《西夏通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元朝没有纂修一部西夏史的缺憾”（《西夏通志序一》）。著名民族史学专家陈育宁先生也认为：“可以说，《西夏通志》的出版，在西夏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西夏学的过往来讲，是一次全面的总结和收获”（《西夏通志序二》）。

　　西夏学的发展趋势

　　西夏学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西夏学作为“冷门绝学”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相关省区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加大对西夏学支持力度，中国历史研究院将西夏学列入首批“绝学”学科扶持计划项目，教育部将包括西夏学在内的“冷门绝学”列入国家学科建设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加强绝学学科建设。

　　二是西夏文献和语言文字研究方兴未艾。西夏学和敦煌学、简牍学、甲骨学均属于因地下出土文献而形成的学问，因此西夏文文献和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是西夏学的重要领域。近年来随着俄、中、英、法、日等国西夏文献的公布，西夏文献以及建立在文献基础上的语言文字将会长期保持强劲的活力。

　　三是西夏文明的中华文明属性研究将成为研究焦点。将西夏文明置于中华文明的视域下考察，包括成熟的官僚体系与法律制度、以儒道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国化的佛教、西夏建国等话题，未来一段时间将会持续下去。

　　四是“人工智能＋”西夏文献数字平台建设进度加快。大数据背景下的“人工智能＋”是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西夏学也不例外。通过高精度扫描与多光谱成像技术，濒临灭绝的文献得以数字化再生；利用自然语言处理与深度学习算法，实现古文字的自动识别与标注；借助知识图谱技术，挖掘与呈现海量文献中隐藏的人物、事件、地理之间的关联；基于专业语料训练的大模型，更可为研究者提供文献翻译、补全以及智能问答等服务。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推进流失海外西夏文献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同时，通过攻克西夏文文献智能识别处理关键技术瓶颈，形成可推广至回鹘文、契丹文、女真文等民族古文字的标准化解决方案，助力农牧交错带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

　　五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走出国门。利用国家出版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和绝学学科建设计划等，推出“读懂中国之读懂西夏系列”，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西夏学。

　　综上所述，在我国史学传统延续下、在国家战略支持下、在学者研究努力与人工智能运用结合下，西夏学的未来发展可期。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28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