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 熙（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

　　在丝路文明史中，葱岭（帕米尔高原）及其周边广袤的草原处于亚欧文明交融的十字路口，扮演着重要的枢纽角色。十多年来，复旦大学侯杨方教授带队多次对以帕米尔为核心的丝绸之路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体性的实地考察，《葱岭之外：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是侯杨方继《重返帕米尔》《这才是丝绸之路》之后，关于丝绸之路考察和研究的又一部力作。与多数丝路作品不同，这本书将视野转向葱岭以西的欧亚大草原，系统梳理了这片草原上漫长而精彩的王朝更迭和文明兴衰史。作者以开创性“技术地理学”视角，将中亚草原这个地理因素从一个被动的历史背景提升为主动参与文明塑造的“主角”，并阐释了技术进步与地理环境这两个要素是如何成为文明变迁的根本动力的。

　　全书以一种剧场美学的叙事方式，将葱岭一带文明交汇、碰撞与融合过程叙述为一幕幕气势恢宏、波澜起伏的历史剧：从青铜时代印欧人随战车与马匹驰骋欧亚的迁徙浪潮，到希腊、匈奴与大汉在中亚的相遇与角力；从大唐、阿拉伯、吐蕃三方在西域的巅峰对决，到契丹西迁、蒙古铁骑横扫大陆的史诗，再到清朝与准噶尔汗国持续七十年的生死缠斗……作者将中亚文明这一幕幕的历史演变以舞台剧般的叙事形式呈现出来，带领读者回到那个文明不断碰撞与重生的“十字路口”。

《葱岭之外：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

侯杨方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张骞曾经过的鸟飞谷（阿赖山谷） 资料图片

　　地理对文明的深刻塑造

　　作者在书中重新定义了地理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提出“地理不仅是历史的舞台，更是历史的主角之一”的观点。

　　作者认为，从东欧绵延至蒙古高原的广阔草原地带，因其平坦开阔、连接四方的特性，为技术、思想、族群和商品的超长距离和大规模的流通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超级平台”。这个平台放大了每一次技术变革的冲击力，无论是青铜战车、骑兵战术还是后来的火药军事，其影响都能沿着草原通道迅速扩散至整个欧亚大陆，从而加速了文明的兴替。例如，马与战车的结合在草原上催生了高效的军事与政治组织，直接推动了早期印欧人的大扩张和草原帝国的形成。另外，中亚处于华夏、印度、波斯、地中海等主要文明圈的十字路口位置，这种“连接四方”的地理位置，使其必然成为文明交融和碰撞的前沿。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任何一个在此兴起的文明，都必须面对与其他文明的竞争与合作；任何一种外来文化，也都会在此经过本土化的改造与转化。贵霜帝国融合希腊雕塑与佛教艺术而创造犍陀罗风格，喀喇汗王朝在突厥传统上接纳伊斯兰教并发展出突厥—伊斯兰文化，都是地理“十字路口”属性导演出的历史剧情。

　　在《葱岭之外》的叙事中，地理并非沉默的背景板，而是历史的主角之一。要理解丝绸之路和中亚文明，首先必须理解这片土地独特的地理禀赋及其对文明进程的深刻塑造力。这一认知贯穿全书，构成了理解中亚文明发展的基础。

　　技术地理学作为历史分析工具

　　提出“技术地理学”视角，是《葱岭之外》最具原创性的贡献之一，强调了技术突破和地理环境在文明进程中的相互作用，并将其视为推动历史进程与文明兴替的根本动力。作者打通这两个长期分隔的领域，为读者理解文明兴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工具。作者提出了中亚几千年历史演变的一个规律：每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都会重新定义地理的意义，而中亚独特的地理位置则决定了它必然成为这些技术革命的首要接受者。

　　作者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在强调技术革命性力量的同时，也敏锐地提醒读者要避免落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历史并非由技术单向书写，地理环境同时对技术的应用和效验发挥着重要的筛选与调制作用。例如草原游牧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固然适配和精通于骑射技术，但也制约了如冶金、灌溉等技术的发展。地理因素在无形中划定了技术演进的路径与边界。因此，文明的竞争在深层逻辑上，可被视为对特定“技术—地理”组合的掌控与适应能力的竞赛。

　　最典型的例证，是早期青铜武器与战车的发明赋予了印欧人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冲击力，使他们获得了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而战车这一复合技术的发明，又是特定地理环境与资源禀赋共同作用的产物。位于乌拉尔山南麓的辛塔什塔文化遗址显示，当地拥有肥沃的草场，可以为驯养马匹提供理想场所；周边丰富的木材与铜锡矿藏，则为制造战车和青铜武器提供了原材料；而欧亚草原平坦开阔的地貌又为战车功效的发挥提供了极佳的场所。印欧人的战车由此席卷了欧洲、中亚与印度次大陆，不仅冲击了当地的政权，更长久地改变了当地的人种基因与语言。

　　平坦开阔的欧亚草原不仅是技术传播的“高速通道”，更是技术影响的“放大器”。一方面，广袤无垠的草原使得青铜战车、骑兵军团乃至后来的蒙古铁骑的战略机动性与冲击力得以充分发挥；另一方面，任何关键的技术革新，一旦进入这个连通四海的网络，其影响力便会被迅速传递、扩散乃至成倍放大，从局部变革演变为席卷欧亚大陆的文明海啸。因此，中亚不仅是技术传播路网的中心枢纽，也必然成为每一次技术冲击波的首要目标与交锋战场。

　　可见，作者在书中倡导的“技术地理学”，并非地理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历史分析工具，技术的进步突破了地理的限制，而地理条件又重塑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这为理解文明兴衰的内在动力和深层原因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探险家式学者的跨学科视角

　　侯杨方教授属于探险家式的学者，他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始终秉持一个核心原则——强调实地考察，以获取最真实的信息和最直观的体验，拒绝单一的纸面考证。十多年来，作者不断地对丝绸之路和中亚文明展开实地考察，足迹遍及欧亚大陆各地——深入天山腹地、探访怛罗斯古战场、寻迹匈奴龙城遗址，并系统地考察了碎叶城遗址、撒马尔罕、布哈拉等一系列古城与要冲。作者还将实测的隘口、河谷、烽燧、遗址等GPS坐标上传到其主持开发的“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中，并向所有人公开，这种“精准复原”的做法，让后来者也可以根据GPS地理坐标重走和检验丝绸之路。因此，《葱岭之外》一书并非书斋中的纸上推演，而是建立在大规模、系统性实地验证基础之上的研究，这也是其有别于多数丝绸之路著作的一个鲜明特征。

　　作者的另一重要治学理念，是倡导打破学科壁垒的综合性研究。任何学科都只是认识世界的一个视角，各有所长亦有所短，因此，学术研究不应受学科界限的束缚，而应以解决问题为核心，博采众长。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尤其如此，因为这里的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是地理、气候、技术、经济、政治、民族、宗教等多种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绝非单一学科所能完整解释的。《葱岭之外》将文献考辨、实地考察、考古发现与现代科技手段这四个维度的研究方法紧密结合，从而构建了一个多维、可靠的证据体系。书中对西迁匈人的分析便是一个典型案例：东汉窦宪击溃北匈奴后，匈奴人西迁至中亚，与当地塞种民族相遇并融合后继续向西进入东欧草原，最终于公元4世纪以“匈人”的身份横扫欧洲。这一原本基于罗马史料模糊记载的假说，近年来通过对天山地区匈人古尸的DNA分析得到了关键性的科学证实，并与《封燕然山铭》的石刻记载形成了有力的交叉互证。这种打破学科界限的跨学科视角，使《葱岭之外》得以穿透历史的表层现象，触及文明变迁的本质与深层逻辑。

　　在叙事上，作者强调“学术研究从审美开始，到审美结束”的理念，全书结构张弛有度，读来如同观赏一部编排精良的史诗剧。它不沉溺于细节的考证，而是聚焦于文明冲突和交融的关键场景，以生动笔触和宏大结构，为读者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感。全书十二章，第一章首先搭建起“舞台”——向读者描述了中亚独特的地理环境，之后的十一章如同十一幕戏剧，每章聚焦一个历史时期的文明故事。如第八章“帝国角逐”采用多线叙事，同时呈现大唐、阿拉伯、吐蕃在中亚的复杂博弈。这种叙事方式既确保了整体历史的完整，又精准地凸显了决定文明走向的关键点。

　　《葱岭之外》为读者呈现了一部关于地理、技术与文明相互塑造的恢宏史诗。文明从来不是在真空中独立发展的，而是在持续的交流、碰撞、融合中不断演化。葱岭之外的草原，既是战场也是市场，既是分界线也是连接带，既是边缘也是中心。《葱岭之外》不仅描绘了这片“欧亚文明十字路口”壮丽的过去，也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新视角。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28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