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

　　作者：林 姝（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2025年适值故宫博物院成立百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故宫退食录》增补本，令人惊喜不已。连读数日，感慨万千。初读《故宫退食录》还是二十多年前，上下两册甫一面世，反响热烈，不仅成为业内人士的必备参考书，也成为众多文物、戏曲爱好者争相购藏的热门书籍。我清楚地记得刚刚拿到手时，在故宫的城隍庙，大家排着队到朱家溍先生的办公室请他签名留念的场景。今日重温，倍感亲切，许多忽略或遗忘的细节在今天看来是那么重要，许多过去没有理解的东西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领会。借此机缘，谨以朱家溍先生的晚辈、故宫同仁的身份，谈谈我的读后感以及他对我的影响。

《故宫退食录》1999年北京出版社初版

《故宫退食录》增补本

朱家溍 著

中华书局

晋王献之《中秋帖》故宫博物院藏

《听琴图》

故宫博物院藏

　　一

　　《故宫退食录》增补本最大的亮点是由两册变为三册，新增补遗一册，增补文章多达128篇，极大地丰富了《故宫退食录》原书的内容，同时补充了许多与文字相关的高清图片，增色不少，方便了读者的阅读。这128篇是朱老的女儿朱传荣付出了大量心血，历时多年搜集整理的“父亲的旧文”，并在文末标明了出处，可谓严谨。更值得称道的是，还增加了一些注释与按语，起到了导读的作用。如《碑帖浅说》《汉魏晋唐隶书之演变》等宏文力作，以前均没有辑入《故宫退食录》。还有散见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文物报》等报刊的文章，以及关于宫廷原状的工作报告等。

　　行文轻松，语言平实，娓娓道来，是此书的一大特色。例如《清代院画漫谈》，讲述了清代画院的建制、画家的职能与清代的典章制度，深入浅出，非熟稔于心者所不能。关于皇帝出行的仪仗，有四个等级（大驾卤簿、法驾卤簿、銮驾卤簿、骑驾卤簿）。《大清会典》《皇朝礼器图式》中的术语，专业人员也不易把握。朱先生解释大驾卤簿与法驾卤簿，“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皇帝所乘之辇，辇就是大如车的轿子。大驾卤簿是玉辇，法驾卤簿是金辇。金辇和玉辇的样子和尺寸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木质，顶上有镶嵌。金辇镶四块金板，玉辇镶四块玉板，在名称和等级上就有了区别”，真是一语中的，方便记忆。

　　朱先生是文博界公认的大家，却谦虚地称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文博工作者”，他的学问不局限于某一方面，而是多个领域。1949年在库房整理编目过程中，打开了“易培基盗宝案”发生后被法院封存了十几年的木箱，发现了宋徽宗的《听琴图》、马麟的《层叠冰绡图》。1959年找到了太和殿髹金漆雕龙宝座，1964年修复后陈列，使太和殿恢复了原有的面貌与气派。朱先生还是故宫原状陈列的开创者，主持了中路太和殿至坤宁宫、内西路养心殿和西六宫的原状陈列布置。在1960年之后不久，撰写了工作报告《咸福宫和储秀宫的历史面貌及其陈列原则》。在编纂《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六十卷时，作为编委的朱先生将无人认选的《清代武备》《明清家具》《清代戏曲服饰》主动承揽下来，他对故宫所有文物门类都相对熟悉，不愧为文博界的翘楚。

　　二

　　朱先生平日非常随和，故宫所有的工作人员，无论男女老少、从事何种工作的都愿意与他接触，一见面总是互相热情地打招呼，他具有一种自然的亲和力。对请教问题的年轻人，解惑答疑，不遗余力。今天的我，能够在清代宫廷史的研究中取得点滴成绩，完全得益于他老人家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他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

　　1978年我入职故宫，在文物修复厂工作，1988年分配到紫禁城出版社院刊编辑部，始与朱先生相识。他那时在研究室，而研究室与出版社的办公地点都在紫禁城西北角的城隍庙。我学术研究的开端与定位就得益于朱先生选编的《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雍正朝）一书。养心殿造办处是清朝内务府管辖下的一个独立机构，主要负责制造皇帝的御用器物，下设若干个作坊。造办处的管理大臣往往由皇帝特简亲王或内廷行走的一品大员来担任，相当于皇帝直接指挥。皇帝常常在尺寸、款式、颜色、用料等细微方面提出要求，先制作小样，批准后再制作。这些档案材料，浩如烟海，查找起来十分困难。朱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便注意到档案资料在研究宫廷历史、鉴定文物年代和恢复清宫原状陈设等工作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本辑览，就是朱先生1965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时的摘录。1990年以后，他身兼数职、工作繁重且年事已高，仍然一笔一画地亲自誊录，加以标点整理，并撰写了前言与后记（已收录在增补本中）。2002年10月，我从出版社总编手中接过了这部书稿，承担此书的责任编辑，得以将朱先生选的档案史料仔仔细细地读了四五遍，每一遍都有新的感受。我大胆地向朱先生汇报自己很不成熟的一些想法，得到他老人家的肯定。朱家溍先生引我进入“宝山”，培养了我研读档案的爱好，为我点燃了一盏明灯，《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雍正朝）使我开悟，帮我叩启了研究探索的大门。我的学术研究自雍正皇帝的审美开始，研究范围也逐步扩展到清代宫廷史，着重点是雍正、乾隆朝。档案梳理、归纳与总结应用等研究方法都是从朱家溍先生那里学来的。

　　2003年夏，朱先生病重，我加快了节奏，催促印制，9月8日拿到样书后，立刻与张荣一起送到朱先生家中，他翻阅一通，非常高兴。9月29日朱先生病逝。此后我只能独立思考，渐渐地有了一点探索的能力。活计档中记载的雍正皇帝是一个与正史中坚毅果敢、残酷无情完全不同的帝王形象。从活计档流水账中记载的宫廷陈设与日常生活，反映出雍正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追求文雅精细的人。发现这一别样的雍正，生平第一次有了写作的冲动，欲将我所认知的雍正皇帝告白世人，于是撰写出《从造办处档案看雍正皇帝的审美情趣》一文。在朱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拿出了“作业”。论文发表后得到了业内人士的普遍好评，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研究雍正的大家冯尔康先生也给予很高评价，称此文“改写了雍正帝工作狂的形象”。之后，我又撰写了系列论文，并应邀参加了两岸故宫第一届学术研读会“雍正其人其事及其年代”。

　　三

　　2007年，我申请从院刊编辑部调到宫廷部原状陈列组，相隔三十多年竟与朱先生成为同行。2009年，宫廷部分配我主持寿康宫的原状复原与陈列工作。这几天，阅读《故宫退食录》的增补本，发现朱先生在1960年之后撰写的《咸福宫和储秀宫的历史面貌及其陈列原则》中明确指出“布置清代帝后生活状况的陈列，在故宫大部分原状已经撤收的基础上，要重新以原状的形式出现，必须要有科学的根据”，“生活状况的表现能力是有局限性的，除了文字说明，还应有补充性的陈列”，“另建立一个传记性的陈列”。在《古建的价值与保护》一文中，朱先生提到“曾经有人提议制作蜡像……这类建议始终未被采纳，我们认为那是贬低历史文物价值的”，寿康宫筹展组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今天，寿康宫的原状陈列是生活展，专题展恰好是传记展，与朱先生五六十年前的设想正相合，欣慰之余更加佩服他的识见之明。

　　从朱先生的《故宫退食录》增补本中，我还学习到了未知的有关寿康宫的史料。其一，“1911年以后至1924年溥仪出宫以前，《伯远帖》《中秋帖》曾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溥仪出宫之时，敬懿皇贵妃将此帖带出宫，经由她娘家侄孙卖给古玩商，辗转卖给郭世五。在《伯远帖》上钤有‘郭氏觯斋秘笈’，就是郭世五的收藏印”（见补遗卷《伯远帖》一文）。原来，除了《平复帖》曾收藏在寿康宫外（后作为皇太后的遗念赏给了皇孙永瑆），还有三希堂中的《伯远帖》《中秋帖》。其二，寿康宫旧藏的两册戏曲人物画册，不会早于咸丰十一年，不会晚于光绪初年（《〈梅兰芳藏戏曲史料图画集〉说略》）。

　　回望我的成长历程，能在故宫这所永远学不完的学校里学习，亲炙朱先生这样的前辈，何其幸运。他的崇高人品和学术风范都是我景仰追慕的。我衷心感谢朱先生，感谢故宫。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28日 12版）